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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论文题目一等奖
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开局之年的“关键一课”，广大党员干部当从中汲取思想伟力、精神动力，执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协调发展、和谐共生的“新答卷”，在迈上新征程的道路上奋力铺展开中国式现代化新图景。
厚植初心使命“鲜明本色”，执“为民之笔”奋力书写“共同富裕”的民生答卷。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百年来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以举国之力完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脱贫攻坚事业，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书写好“共同富裕”的民生答卷，要瞄准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坚持“民生”跟着“民声”走，将平日工作的“辛苦指数”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指数”;要激活共同富裕的“发展引擎”，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凝聚共同富裕的“奋斗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心聚力、砥砺奋斗，走好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富裕之路。
厚植文化振兴“鲜明成色”，执“奋进之笔”奋力书写“协调发展”的文明答卷。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富口袋”与“富脑袋”同等重要。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既注重物的全面丰富，又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既涉及物质的富足，也强调思想的引领、文化的滋养、精神的支撑。书写好“协调发展”的文明答卷，在夯实现代化物质条件，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要注重补齐“精神食粮”，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铸魂的基础性工程，不断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要注重挖掘“内在联系”，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要注重推进“同频共振”，汇聚“同心同向”的强大力量，全力构筑精神文明新高地。
厚植美丽中国“鲜明底色”，执“发展之笔”奋力书写“和谐共生”的生态答卷。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人与自然的深度融合，探索走出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时代的现代化新路，达到和谐共生状态。在新征程的奋进过程中，书写好“和谐共生”的生态答卷，要致力于绿色低碳全面化，严守绿色发展“底线”和生态保护“红线”，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要致力于污染防治多样化，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致力于治理水平现代化，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协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中国式现代化论文标题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中地位重要、作用突出。要锚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目标，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战略任务，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科技自立自强能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宏伟任务落到实处，我们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同时，还要准确把握好“三对关系”。
准确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传承的要义在于认清道路、少走弯路，汲取过往发展道路上的有益经验，从而把方向认准，把步伐迈对。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必定要以过往经验的传承作为先决条件，用好发展经验，持续推动现代化成果不断涌现。而不同于传承，创新的意义则在于谋划未来，把新的观念运用好，实现跨越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未来，必定要以创新为先决条件。要知道，只传承而不创新，要么过早老化，要么失去活力。因此推动中国式现代，必须坚决破除“只翻老黄历”的惯性思维，以更高的站位对标审视，找准突破发展瓶颈、解决发展难题的好做法好经验，从而更好地谋求新的发展动力，把“传承”和“创新”结合起来，做到推陈出新、与时俱进。
准确把握“包容”和“开放”的关系。
“大足以容众，德足以怀远。”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吸收吐纳的动态过程，是坚定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现代化，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包容和开放的过程。包容开放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也是十分宝贵的时代品格。只有开放才能包容，只有包容才能合作，只有合作才能共生发展，才能不断做大“朋友圈”，更好地对外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让西方国家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之处。实践证明，包容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纵观世界历程，但凡充满活力的国家和地区，都能坚持做到包容开放，从而走上质量型发展、内涵式发展道路。当前，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国内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标志着中国正在用一种包容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准确把握“扬长”和“补短”的关系。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新时代十年的一连串成绩，实属来之极为不易，这份成绩的背后，关键在于我们探寻到了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科技创新道路，尤其是在科技研发、资本运作、项目孵化、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形成了诸多的优势。进入新时代，只有扬产业特色之长、青山绿水之长、创新驱动之长、生态文明之长，做到创新布局上更“准”、技术攻关上更“实”、成果转化上更“强”，才能真正让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轮子转起来、快起来。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制约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人才短缺、机制缺失、技术滞后等方面的短板仍然存在，想要从根本上增强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关键还是要营造鼓励创新“容错纠错”的良好氛围，更要加快构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加大对重大科学问题超前部署，建设高水平的科研基地，发展高效强大的共性技术供给体系，才能真正补齐短板、创造优势，擘画独一无二的中国式现代化新蓝图。
浅析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论文
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西方社会全面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以及科学技术的运用，使得启蒙思想家借以理性主义为思想武器勾勒出人类发展的美好蓝图。同时，资本主义的兴起也是现代化的开端，学者唐晓峰总结美国文化地理学家戴维・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时指出“资本的登场和运行，是现代性造就的总根源。”[1]启蒙的现代思想家们认为以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的改造，会为人类带来繁荣、平等、发展以及美好的未来。然而，启蒙的理想家却未曾想到资本主义的现代进程并没有预想的那般美好，相反，理性化带来的经济的、政治的、竞争性、战争危险等非理性因素给人类带来了更深重的奴役。二十世纪中叶，人们开始对空间问题思考正是对现代性困境的一种回应，西方文艺批评界“空间转向”潮流、“空间批评”的兴起正是这种生存境遇的回应，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最新的批判、质疑和反思。
一、现代性的兴起。
以上一些论述显示出“现代性”的双重维度。首先，作为一个时间概念，“现代性”是与西方社会中世纪相区别的社会时间阶段。现代性经历过最初的萌发、稳定的过程和迸发的突显，此为时间气质的现代性思想。其次，作为“现代”与“过去”的不同，或者说现代化的改变（改造）。这种不同并非是在突然之间的转变，戴维・哈维所说的“创造性的破坏”反过来一样是可行的――破坏性的创造，在这个资本主义破坏性的创造和创造性的破坏巨大的改造力量中，我们看到得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一种作为历史实践过程的现代性，展示了自己的主要特征和内容，具体看来可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政治层面上的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国家的确立正是一种政治概念的现代性的体现，现代国家讲求的是秩序而非上帝的法则，人是自由的，而非中世纪的神学观念，即是一种制度的现代性。第二，经济层面上的现代性。资本主义强调的是生产和市场的自由发展，工业经济、商品经济规模也越来越大，封建的自足经济和庄园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化的大都市在形成。第三，启蒙理性主义的现代性。启蒙思想家们的理性规划，通过科学的观念、合理的形式、理性的思维去发展、追求一种人类的解放。“合理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发展，确保了从神话、宗教、迷信的非理性中解放出来，从专横地利用权力和为我们自己的人类本性黑暗的一面中解放出来。”[6]理性主义是现代性的一个核心的、重要的观念，一切事物和理念都必须受到它的审判。第四，人的现代性的体验。在现代的历史社会中，人类既作为主体进行着现代性的规划，同时，又是作为客体接受现代性所带来的全部经验，这意味着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内在世界的体验来解释这个世界，经由这种体验所表达出来的态度，就是作为文化表征的现代主义。
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表现为一种物质实践的过程，现代性不可避免同时也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除了要将时间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外，“各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或者社会构成方式都将体现出一系列独特的时间与空间的实践活动和概念”。[7]资本按照自身的逻辑进行空间实践，都市成为现代性的标志。
二、现代化都市和空间实践。
现代性问题与空间性的问题联系密切，造成断裂不仅是表现在时间方面，空间的分离更是其显著的标志。都市的现代化或者说城市化主导了空间的裂变，“1848年之后，现代主义看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都市现象”，[8]资本主义的城市化的过程不在只是单一的生产的空间，“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被利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并且，“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9]都市建设和管理成为现代经济规划的主要形式，城市空间本身按照资本的志趣和生产逻辑而创造出来的现实，也是资本主义空间实践的必然结果。列斐伏尔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不断变换的生产方式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矛盾的改变，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存在于空间实践过程中，“空间的主要矛盾源自私人财产造成的空间粉碎化（pulverizationofspace）、对可以互相交换之片段（fragments）的需求，以及在前所未有的巨大尺度上处理空间的科学与技术（资讯）能力”[10]资本主义要求对空间“巨大”化的追求空间的生产以及资本在空间中利用、收益的最优化，这种整体上的要求却是与单体个人对空间诉求之间产生矛盾与冲突，并且，随着空间实践过程的加快这种矛盾也会愈演愈烈更加尖锐。
理解这一过程最需要我们抓住的的是空间的改变对处于空间内的各种关系的影响，空间生产这一实践过程对人类生存境遇和文化语言产生着持续性的影响。在现代性与空间问题的关联中，面对晚期资本主义新一轮的空间生产方式以及灵活转换的积累，西方当代知识分子以空间为重要平台张开了对资本主义的批犯和反思，继承着自由人类的理想，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展开丰富性的思考。其中，正是对启蒙主义运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延续。
三、空间批评和文艺批评的“空间转向”
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转变以及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转型，带来了不同以往的现代性的体验，对社会历史、文化生活、文学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空间生产（按资本的逻辑）塑造出不同的城市面貌，对都市大众的内心体验和情感体验产生着深刻的冲击和影响。此时的语境中，时间的表达显然已经不能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话语理论，人们在全新时空体系中寻找生存的表达话语，空间批评成为人们对自我生存体验的最新解读。
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学术界“空间转向”成为当代只是分子关注的焦点，不同的思想家带着不同的规划以空间联系在一起，“正在出现的跨学科格局把中心放到了‘空间’、场所’和‘文化地理学’的问题之上”，[11]对空间的这种关注，已经在很多方面和多种角度地进入了文学研究，呈现为一种互动的关系：跨学科互动。“空间转向”和文艺批评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中，文艺理论中空间问题得以重新把握。文学作为话语实践的重要方式，是人类重要的实践活动。从空间的角度注视文学成，同时，文学的空间批评本身也是空间理论中最具美学意义的表达。通过对空间的关注表现为对空间性的思考以及文本的空间批评，文学“揭示现代性空间重组的文化政治内涵及其社会历史意义，从而揭示出文学生产与社会生产的内在关联”[12]西方学术界这种空间理论和文学批评相互交融的情景不仅有助于上述两个方面理论的展开、交互和建构。
在当代空间的理论视野下，政治、消费、民族、阶级、国家、性别、意识形态等在空间实践中都扮演了不同但是重要的角色，文艺实践的过程与这种异质性的场所交汇，作为话语实践的重要方式，承载着人类关注自我生存、参与改造世界的理想。从空间的角度以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理论平台注视文学与文化成为当代人类关注自身的理论方式，人们在诗人的心灵之中也进行着空间形态的文学体验。文学艺术不仅是诗意的表达，文艺实践和空间实践是同步一体的，并且，这两种表征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批评形态都在实践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传统，文学的体验空间以展开对深层资本城市化进程的描述使空间实践和文学表达辩证统一，方能全方位、深层次理解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在现代化资本的空间生产带来了城市化的问题，同时，空间则作为一个整体而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之中，“创造性的破坏”成为都市空间生产的标志，空g由此成为人类生存境遇中一个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空间转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产生，并且，整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之后迅速成为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反思社会的尖锐武器。文艺批评也正是在于“空间”问题的交互融合中形成新的批评理念，同时，也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回归。
参考文献：
[1]唐晓峰.巴黎城记・序言：创造性的破坏：巴黎的现代性空间[m].（美）戴维・哈维著，黄煜文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4]（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364、365.
[3]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393.
[5]、[6]、[7]、[8]（美）戴维・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m].黄煜文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0、255、38.
[9]、[10]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49、51.
[11]菲利普・韦格纳.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阎嘉主编，文化理论精粹读本[c].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37、136.
[12]谢纳.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0.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移植论文
【内容提要】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应当要处理好法制变革与社会发展，法制传统与现代法治，法律本土化与国际化，法律制度与法律意识之间的矛盾关系。法制变革应当要与现代民主政治、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文化建设同步进行，应当吸收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吸纳他国法律文明的先进因素，在现代法律制度建构的同时，特别应重视现代法律意识在全社会的牢固确立。这些均是中国法制变革应当要做好的基础性工作。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旨在实现现代法治社会，促进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现代法制变革运动。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特殊的国情与文化背景的国家进行法制现代化变革，需要我们处理好诸多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关系。
一、法制变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在对中国法制变革进行研究时，国内外有些学者常常认为西方法制发展属于“内发型”法制现代化，而中国则属于“外发型”法制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冲击而做出的回应。确实，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事实上从一开始就处于相对不利的环境之中。即相对于西方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建成的相对成熟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以及比较发达的物质文明而言，我国在各个方面都相对落后。这几乎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极为头痛的问题。这种反差极易带来一些不良的心理，比如或急躁，希冀一蹴而就赶上发达国家；或抱怨，总以外国的标准来衡量国内的事情；或崇外，丧失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等等。而为了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多发展中国家常常将法制变革当做推动社会发展的手段。其实，这实在是一个误区。
在论及法律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内在关联时，马克思指出：“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还是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集中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1―122页。）相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言，法律毕竟是第二性的因素，其内容决定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法律虽然对社会发展也有能动的反作用，但这种能动作用只有与社会发展内在要求相一致并基于一定的社会关系条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综观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法制变革，其屡遭失败的根源之一即在于没有基于相应的社会生活条件来进行。如清末修律、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约法》，均是在没有根本触动甚至是在保持、维护原有政治、经济体制的情况下，企图仅靠法制变革而实现其社会理想。这样，尽管其颁布的法律均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也具有一些近现代革命性的因素，但这样的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几乎形同废纸，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种功利性的法制变革除了留下失败的惨痛教训外，对整个社会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与触动。（注：国内学术界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有相当一致而清醒的认识。即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在于它首先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然后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教育、文化等都进行了相当彻底的变革。国外也有学者对中日两国的法制变革运动进行了对比研究，也得出了与上述观点基本一致的结论。参见（美）斯塔夫里亚诺斯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上），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13―376页。）。
现代法治社会的建构与实现，其基本前提就是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同步进行，而法制变革则贯穿于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建设过程的始终。离开了民主政治，所谓的现代法制不仅难以建立，而且即使从形式上建立了现代法制模式，其在社会生活中也会出现扭曲、变形、走样甚至形同虚设的情形。因为没有民主政治作前提，法制从产生、运作到实施，整个过程便不可能做到科学化、合理化，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便不可能完全消除，依法办事原则便只能是一句空话。同样，没有市场经济作基础，公民的平等、权利、自由等现代法律意识便无法培育，社会主体的个性便无法真正得到解放。因此，现代法治社会绝不是也不可能仅靠法制变革就可以建立起来，它事实上是在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法制变革的不断发展、成熟中而不断成长起来的。法制变革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乃是互为前提、相辅相成、互相推动与制约的关系。我们应当要充分认识到两者之间这种客观存在的互动关系，充分认识到在有着上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中国进行法制变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充分认识到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建设对于法制变革的重要意义。
现代法制模式的建构并不是人们纯粹主观构想或愿望的产物，更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法制变革实践乃是渐进的、逐步深入与拓展的，它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埋头苦干而不是浪漫主义的幻想，需要的是足够的耐心与理性而不是急功近利，希冀一蹴而就，需要的是各种社会条件的同步成长与成熟而不是仅靠法制变革就可以实现一切。如果说从形式上架构完备的法律体系是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性的话，那么，现代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具备则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建立提供了现实性与基础条件。现代法制是在一国社会发展和内部结构变迁过程中缓慢生长起来的，法制变革固然有促进与加快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说，是现代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培育与推动了现代法制的成长与真正实现。换言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充分发展为法制变革提供了最恒久而可靠的源动力与保证，法制架构乃是对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建设成果的巩固。因此，要实现现代法治社会，我们在进行法制变革的同时，首先必须大力推进现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文化建设，这才是中国法制现代化所必须要完成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工作。
二、法制传统与现代法治的关系。
许多人在论及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艰难时，莫不将中国传统法制及其法律意识视为是最重要的障碍因素之一。诚然，以自然经济和封建皇权政治为其产生土壤的中国传统法制，其主要内容与现代社会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它反映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与黑暗，其糟粕与弊害确实不胜枚举。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的是，中国传统法制并不仅仅纯粹是封建皇权意志的体现。相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产物，它在许多方面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气质和心理，体现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世界观、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内在底蕴。换言之，有着上千年沿革演变历史的中国传统法制，其影响并不是或不可能随着制度层面的法律体系的崩溃而完全归于沉寂消灭。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以其特有的历史惯性对今天的社会仍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而从实践上看，综观世界各国的法制变革，至今尚无能够尽弃其传统而取得成功的先例。
争与较量，这种碰撞所带来的结果便是落后的、腐朽的观念被淘汰、抛弃，而先进的、正确的观念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和肯定。这种碰撞实质上是一种思想解放过程，是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中不可跳越的阶段。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在新旧观念的碰撞过程中，我们应当懂得，传统与现代的划分并不是仅以该事物出现的时代或时间为依据的，而应当以其是否能够与该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相适应，是否能够促进该社会的发展，是否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判断标准。对此，海外学者余英时指出：“唯有民族文化才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神力量”，因此，“文化虽然永远在不断变动之中，但是事实上却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尽弃其文化传统而重新开始。”即“每一个民族的传统都有其特殊的现代化问题，而现代化则并不是在价值取向方面必须以西方文化为依归。以前的人，把‘西化’和‘现代化’简单地等同起来，显然是一个错误。”他援引克拉孔的话说“德国19所颁布的魏玛宪法便是显例。这个宪法作为一个抽象的政治文件而言是相当精彩的，可谓民主精神的充分体现。但由于它完全脱离德国文化背景，因此施行起来便一败涂地，最后竟导致希特勒的崛起，酿成大祸。”（注：参见余英时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0―51页。）国内也有学者不无忧虑地指出，近代中国每一次社会变革无不是从批判传统开始的，然而在这百余年的社会动荡与变迁中，每一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抛弃与否定，带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健康而富有活力的东西的失落，直接导致的却是数千年文化中的糟粕沉渣泛起。（注：参见梁治平著：《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代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自序第2―3页。）可见，传统的东西虽然是在过去的历史中产生的，但并不意味着所有传统的东西必然伴随着历史的过去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同样，现代的一些东西虽然是在现时条件下产生的，但并不意味着它就一定具有现代性。在对待传统法律文化的问题上，我们首先不能情绪化地、简单地将它看作是与现代社会相对立的东西，而应当看作是具有一定历史合理性的存在，看作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性积淀。
中国传统法制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它并未因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次又一次反传统浪潮而归于消灭。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传统法治思想影响的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传统法治思想在今天仍然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价值。因此，在法制变革中，我们诚然应当从整体内容上对传统法制进行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决不是彻底抛弃，而应当是对传统法制的扬弃与整合，将传统法制中有益的、合理的因素吸纳进来。这种吸纳不是对传统法制具体内容的简单承继，而是对传统法制文明中体现民族心理、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因子进行正确取舍。没有这种吸纳和继承，法制变革就会失去持久而坚固的民族心理认同力量、民族精神凝聚力量和民族文化支持力量，其变革必难持久。
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将与糟粕混杂搀和在一起的中国传统法制文明精华从传统法制的母体上剥离出来，实现其根本的现代性转换，乃是中国法制变革所应当完成的一项庞大工程。这需要我们必须静下心来对传统法制文明进行系统整理、甄别、归纳，将那些阻碍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糟粕剔除出去，并且给予毫不留情的揭露与批判，而将那些适应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的有益因素保存下来并发扬光大。事实上，中国传统法制中有许多有待我们去深刻思考和挖掘的东西，有相当多的部分是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有我们值得汲取并有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营养。比如中国传统法制比较注重法律制定的道德评价，讲求法制与其它社会控制手段之间的相互协调与配合，将“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在法制运作过程中，既强调法制的重要性，也重视执法者的自身素质修养，特别注重为政者的道德品质与典范作用；它建构了一套形式完备的官吏推荐和选拔制度，形成了体系严整的整饬官吏的监察制度；它注重法律运作的社会效果与道德意义，强调社会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形成了社会调解与法制运行相结合的社会调控体系，并注重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等等。当然，我们在这里决不是为传统法制大唱赞歌，我们要说的是，传统法制作为中国传统文明的组成部分，对当代中国的法制变革而言，并不是要不要继承的问题，而是继承什么，怎样继承的问题。对此，法国学者勒内・达维德说得好：“在法的问题上其实并无真理可言，每一个国家依照各自的传统自定制度与规范是适当的。”（注：参见（法）勒内・达维德著：《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中译本序第2页。）。
三、法律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在研究世界各国的法制变革时，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对下列现象有些大惑不解，即“许多第三世界领导人似乎同意这种看法，不管其民族主义热情多么强烈，法律越现代化，即越符合欧洲的模式，一定越能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所以出现了各种矛盾的怪事：非洲和亚洲的热情建国者，在许多方面是反对西方的，却拒绝他们自己的法律传统而从进口的奢侈品中建立法律制度。”（注：参见（美）弗里德曼著：《法律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0页。）然而，这种法律制度的整体移植有没有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他们所期望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呢？其实我们至今尚未找到相关事实证明这一点。
确实，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各国在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合作中，法制变革也呈现出一种国际化趋势。从世界文明的共通性来看，法律制度作为人类文明的形式之一，其相互交流、融合与移植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在欧洲都早已有之。对于中国法制现代化而言，走法律国际化之路既是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需要，也是中国法制变革的需要。埃尔曼曾指出：“法律制度自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移植是常有的情况。当改革是由于物质或观念的需要以及本土文化对新的形势不能提供有效对策或仅能提供不充分的手段的时候，这种移花接木就可以取得完全或部分的成功。”（注：参见（美）埃尔曼著：《比较法律文化》，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4页。）布鲁斯・坎格尔也指出，当一个国家处于政治、经济发展的关键关口，移植某些先进的制度可以“成为推动这个社会系统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催化剂。”（注：参见（加拿大）布鲁斯・坎格尔著：《时间与传统》，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47页。）我们认为，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国际经济一体化所提供的世界各国法律文明相互交融与学习的机会，移植其他国家已经形成的并为实践和历史证明是成功的和成熟的法治经验与运作机制，移植那些带有规律性、规则性、操作性的法律及法律技巧，是有利于加快中国现代法制的建构进程的。
界各国法律体系趋向完全统一，或存在着一个评判世界各国法律体系的共同标准；它代表了世界各国的立法者基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同构性所产生的法权要求和应然秩序的一种普遍性认识，以及不同国家和民族对人类基本道德价值和文明的共通性的相互认同，但决不是意味着世界各国的法制变革可以不顾本国国情而对他国法制模式照搬照抄。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建构并不是文字符号的简单堆积，并不是单纯的理论假设和逻辑演绎。法律制度乃是一个国家社会内部生活条件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该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情况和内在要求。它既是一国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也是一个国家社会内部生活得以正常运作的机制条件。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的法制变革必然与该国社会内部的现实生活条件紧密相联，必然以本国社会内部的物质生活条件关系的不断变化为自己最根本的和最强大的动力。因此，法律的国际化必然要以本土化为前提。
在法制变革过程中，如何调整好法律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找到两者相交融的切合点，并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乃是第三世界国家所必须解决好的时代课题。就中国而言，我们首先当然要在立足于本国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架构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法律制度。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世界上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已经有了上百年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建设历史，积累了相当丰富而成熟的法制经验，形成了相当有效的法律运作机制。这些法制经验、知识与思想乃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我们必须在本土化的基础上，走国际化道路，将世界上其他国家法律制度中那些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和经济规律的知识与经验吸收过来，将那些有助于人的解放与生产力解放的因素吸纳进来，将那些反映社会进步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移植过来。这不仅对于中国的法制变革具有有益的借鉴与启迪作用，而且也有助于加快中国社会进步的步伐。
四、法律制度与法律意识的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是“礼法”社会，法律相对于道德而言处于次要的位置。建国以来，由于我们长期忽视、排斥法律功能，法律虚无主义思想和人治观念曾一度占主导地位。“文革”期间，法制更是遭到严重破坏。对于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法律化、制度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页，第293页。）。
我们认为，就法律制度建设而言，至关重要的乃在于立法、司法、执法等几个环节和方面。现代化的法制要求建立科学合理的法律创制系统，使立法主体能够按照立法的权限和程序，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一般规律来制订相关法律。这种法律体系从形式上来看必须做到体系严整、概念严密、程序严格、逻辑严谨，具有形式合理性；从内容上来看，能够真正反映社会关系的法权要求和充分表达人类社会基本价值取向，充分尊重人权、人的价值和尊严，具有价值合理性；它还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司法制度。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严格按照法律和法定程序进行司法运作，任何干预司法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抵制和处罚。任何受到不法侵害的人都能得到法律一无例外的救济，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不枉不纵的矫治与惩罚；此外，它还要求建立严格的行政执法制度。任何行政行为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严格按照法律和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实施。任何滥用权力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权力的滥用而给社会主体造成的损害都能通过法定程序得到救济。从而切实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更不能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法，以权废法。
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法制的完善固非易事，但现代法律意识的确立尤为其难。因为中国传统法制在价值取向上，一直将法律视为制服民众、实现皇权专制统治的“刑”。强调人治、强制、专制、特权、依附、集权等法律观念，这与主张法治、自由、民主、平等、独立、人权等现代法治思想是根本不同的。（注：公丕祥教授在对传统法制与现代法制进行系统深入地对比考察后，概括出两者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着迥然相异的十一对“方式变项。”参见公丕祥主编：《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上卷），第78页。学术界现在也已形成这样的共识，即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尽管他们在对待法律与道德的问题上相对而言究竟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略有分歧，但将法律视为是“帝王之具”、“御臣之术”、“制民之道”的观点上则是完全一致的。梁治平先生指出：“其实，儒、法两派关于‘法’的分歧只是态度问题，而非理解问题。对法理解在它们是完全一致的，根本不成问题，当然也无须提出来讨论。”参见梁治平著：《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东汉时的王苻则对此说得特别露骨：“夫法令者，人君之衔辔垂策也，而民者，君之舆马也。”王苻：《潜夫论・衰制》。）而任何一种法律制度不管它设计、制定得多么完备精致，但“所有的法律制度都苦于需要依靠个别的人来使法律机器进行运转和对它进行操纵。”（注：（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0页。）也是事实。因此，要使现代法律制度得以良性运作，使现代法律精神得以贯彻，就要求整个社会必须树立全新的现代法律意识。它首先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员必须树立行政行为的“法无授权即非法”的基本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将各个国家机关、组织、部门及个人的权力严格限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其次，它要求普遍提高广大立法者、司法者和执法者、法律监督者的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培养其忠实信仰法律，愿为神圣的法律奉献一切，为实现法律的正义与公平而毫不畏惧困难和牺牲的崇高品格；再次，它要求在广大社会民众中树立起法律具有至上权威性的意识和民主、平等、权利、“法不禁止即自由”等现代法律观念，懂得用法律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形成自觉尊重和遵守法律的良好社会风气。
能实现的。这样，“社会上既没有普遍的平等和平等观念，则纵有最华丽的法律规定也只是一纸空文，‘先进’的民法和合同法不免徒有虚表。”参见史际春：《〈合同法〉的喜与忧》，载《法学家》，第3期。）近代中国法制变革之所以如此艰难坎坷、举步维艰，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现代法律意识一直未能在中国占主导地位。而公民现代法律意识的确立需要一个过程，这除了需要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现代法律观念的宣传、教育、灌输外，最根本的途径乃在于现代民主政治充分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充分发育和现代法律文化的趋于成熟。在于从政府机关、司法机关、社会组织到普通民众等全社会都形成法律至上、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律观念和秩序，法律在日常生活中不仅得到普遍的信服与信仰、而且全社会能普遍养成一切以法律为行为指南的习惯。惟其如此，现代法律观念才能在社会占统治地位，现代法治社会才能真正实现。
当然，中国法制现代化是极具复杂性、艰难性、渐进性的社会发展运动，其中的诸多矛盾关系远非本文所能涵概。比如除上述几大关系外，还有政治与法律、制度创新与意识形态、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权威与自治、法律形式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法律调整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等。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但是有一点我们不应忘记，中国的法制变革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是在有着独特文化传统与国情背景的中国进行的，它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无论是在基本价值取向、路径选择还是在动力机制、目标模式上，均必然会呈现出与西方法制现代化不同的个性特质。这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和实践论文
《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文章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广大党员干部应坚定道路自信，回溯“昨日中国”，深思“中国道路从何来”;着眼“今日中国”，细悟“中国方案何以能”;建设“明日中国”，明辨“中国巨轮向哪去”。读懂“何以中国”，学思践悟，知行合一，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中国道路从何来”：千年蜗行摸索，百年筚路蓝缕，十年砥砺奋进。千年来，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百姓孜孜以求的伟大梦想。它植根上下五千年深厚历史，从奴隶制到封建王朝，从小农经济到商品经济，从诸子百家到独尊儒术……诸多尝试、百般探索，为中国道路厚植理论沃土。百年来，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宏伟目标。把准中国国情之脉，汲取苏联模式经验教训，创造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融入全球经济体系……高屋建瓴、步线行针，为中国道路奠定实践基石。十年来，中国式现代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光明前景。打赢脱贫攻坚战，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键一步……稳扎稳打、久久为功，为中国道路提供有力保障。
“中国方案何以能”：坚强制度保证、打破西方迷思、创新发展途径。“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我国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得起治国理政实践检验，深得人民群众拥护。着眼今日中国，优越的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政治保证。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从根本上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避免大国崛起路上的“修昔底德陷阱”。既吸收借鉴其他现代化文明成果，遵循现代化建设一般规律，又注重“走自己的路”，顺应时代发展大势，超越“零和博弈”思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多样的途径。
“中国巨轮向哪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中心，坚持斗争精神。建设明日中国，要坚持党的领导。“越是壮阔的征程，越需要领航的力量”。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会、认真把握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坚定不移跟党走，矢志不渝树忠诚，用实际行动践行“强国有我”的责任担当。建设明日中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众智谋事必明，众力举事必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真正将人民群众的关切和利益放在心中、落在实处，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盼，我有所办”，把人民群众满不满意、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建设明日中国，要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党员干部要积极主动投身到伟大斗争实践中去，经受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不断增强斗争本领，在斗争中经风雨、壮筋骨，坚定斗争意志，锤炼斗争本领，努力在现代化进程中创造新业绩、展现新作为。
中国式现代化论文字
五年来，我国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深入推进，春天里的中国，一片片新绿绽放，装点着中华大地，一幅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图景正在绘就。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努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绿色经济运行，让“绿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
坚持绿色发展，协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蝶变折射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福建任职期间，就认识到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前瞻性地提出了建设生态省战略构想，让绿色种子悄然扎根东南沿海。各地以绿色发展为引领，保护优先，全面治理，各地区各部门践行生态文明思想，从坡耕地众多的长江上中游，到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从“有水存不住”的西南石漠化片区，抑或侵蚀沟严重的东北黑土区，兴修梯田、打坝淤地、固沟保土、恢复植被，大力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越来越多的山青了、水绿了，美丽中国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当前，荒凉沙漠现绿洲，童山濯濯着锦裳，茸茸新绿勇生长，美丽中国的壮美画卷徐徐展开，实现了从浊水光山到绿水青山，再到金山银山的嬗变。
强化系统修复，全面夯实美丽中国生态根基。生态保护修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党的__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要加快推进美丽中国建设。__的系统思维方法，不仅体现在对不同阶段时代课题与时俱进的回答上，也体现在对同一时代课题持续不断的深化上，彰显出对新发展理念的洞见，体现出领袖对绿色发展的深刻认识，彰显了我国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我国进入植树造林的快速发展期，无论从义务植树、科学绿化、还是重点工程、城乡绿化;无论是草原保护、湿地保护，还是防沙治沙、林长制体系建立，抑或是资源管理、绿色富民、林草碳汇、支撑保障和国际合作等方面，生态主色调由“黄”变“绿”，城乡生态面貌得到改善，生态福祉不断增强，广大城乡居民从中受益，一个荒山披绿、浊水变清的生态治理传奇，在中华广袤大地上不断演绎精彩篇章，美丽中国建设正迈出铿锵步伐。
保生态富口袋，书写经济高质量发展时代篇章。保护生态，生态就会回馈你。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党在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不断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北京实施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等绿化工程，山西开展黄河流域、太行山生态屏障建设，安徽启动实施长江、淮河、江淮运河、新安江生态廊道建设工程……这些重大举措不仅给城市居民带来良好的生态福利，植树造林本身同时形成的绿色产业，让广大农民直接受益。在植树造林中，各地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林果、竹藤花卉、林下经济、森林康养等绿色产业，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环。坚定不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推动绿色发展转型，在保护好生态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实现区域发展“富生态”、群众“富口袋”，把生态效益更好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让民众享受更多绿色发展成果，为维护生态安全、改善民生福祉、促进绿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让人民不仅感受到领袖对改善民生福祉一以贯之的关注和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孜孜不倦的追求，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定调明向、描绘蓝图，成为建设美丽中国的一道必答题。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论文
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广大青年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当自觉沿着在“开局之年第一课”上指引的前进方向，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坚定决心、信心、恒心，铆足干劲、闯劲、韧劲，“心心”奋“劲”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
下定“坚为必成”的决心，以“一锤接着一锤敲”的干劲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共产党人凭着“一锤接着一锤敲”的实干奋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壮举。奋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干担当方能大展宏图。广大青年党员干部当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大力弘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深入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一棒接着一棒跑、一锤接着一锤敲、一茬接着一茬干，自觉主动到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艰苦环境、斗争一线去磨砺自己，实现自身的价值，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续写更大辉煌。
坚定“勇攻必克”的信心，以“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闯劲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为者常成，行者常至。中国式现代化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敢闯敢干、艰难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没有敢闯敢干的拼劲，我们就会囿于现状，事业发展就会停滞，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不会提高。奋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勇闯才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广大青年党员干部要自觉砥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斗争精神，挺起“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钢铁脊梁，激扬“斗罢艰险又出发”的英勇气概，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敢闯险关、敢涉深水、敢啃硬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新天地。
永葆“笃行可至”的恒心，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回顾__，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靠的是“跟着走”的韧劲，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我们靠的是“星火燎原”的韧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突破我们靠的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韧劲。奋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是我们事业可成的必要保障。广大青年党员干部要拿出滴水穿石的精神、善作善成的毅力、老牛爬坡的耐性，不贪一时之功、不为一时之誉、不计一事之成，敬终如始、绵绵用力，以“功成必定有我”的自觉担当，以“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自信从容，以“跬步之积至万里”的坚定执着，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锚定__绘就的宏伟蓝图，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辉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伟大事业需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去开创，广大青年党员干部当踔厉奋发“再扬帆”、锐意进取“创佳绩”，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不负时代、不负青春、不负美好明天!
中国式现代化论文标题
“开局之年第一课”上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这要求我们运用系统思维深刻认识、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5个方面的中国特色、9个方面的本质要求和5条重大原则，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也要求我们在正确理解“是什么”的基础上，运用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思想和方法，更加笃定“如何干”“怎么办”的方法论，拨开重重迷雾，驾驭复杂局面，统筹做好工作。
一要用实践的观点深刻把握“知”与“行”的关系。
“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马克思主义哲学活的灵魂就是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照套。立足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对的新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__提出“六个坚持”和“五个重大原则”，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指引和实践方法。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把握其思想理念、实践立场、辩证思维和基本原则，增强战略的前瞻性，正确把握大势，认清大局，做到任凭风浪起而“稳坐钓鱼船”;增强战略的全局性，着眼于事关事业兴衰成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问题，谋划战略目标、制定战略举措、作出战略部署;把战略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在因地制宜、因势而动、顺势而为中把握战略主动。
二要用辩证的观点深刻把握“破”与“立”的关系。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守正创新是新时代治国理政中的重要思维方法，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就是一个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的历史过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要深刻认识“破与立”、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让创新的“破”与守正的“立”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一方面，要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对我们选择的道路、认同的理论、坚守的理想目标，要永葆志气、骨气、底气，坚持自信自立，坚持道不变、志不改。另一方面，要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积极识变应变求变，以满腔热忱大力推进改革创新，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优秀成果和先进经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三要用发展的观点深刻把握“稳”与“进”的关系。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一年，党中央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在经济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极其困难的背景下，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高于全球经济增长水平，并提出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的全年增长目标。在开局之年提出5%的增长目标，既能够保持经济发展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又充分考量了当前的经济环境，实事求是，留有余地，有助于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在发展中防范和化解风险隐患，为拓展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赢得了主动、赢得了优势、赢得了空间。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既兼顾公平，又促进效率，要求我们既要全力拼经济搞建设，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又要守底线、保安全、惠民生，让现代化建设的成果转化为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立足新起点，谋划新发展，要从系统的广度辩证处理好中国式现代化的若干重大关系。落脚到广大党员干部工作实践中，就是要将系统观念作为干事创业的“桥梁”，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找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领域，抓住“落一子而满盘活”的关键环节，以“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实际行动精准发力、集中攻坚，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全面落实。
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与思考论文
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应时代潮流日新，行人间正道致远”，广大党员干部要应中国式现代化之势，顺势而为、借势而起、造势而进、乘势而上，“稳舵”“扬帆”“定锚”，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巍巍巨轮行稳致远。
稳忠诚之“舵”，以“臣心一片磁针石”的坚定信念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稳舵定向势昂扬”。“心有所信，方能远行”，峥嵘百年，从开天辟地的救国大业，到改天换地的兴国大业，再到翻天覆地的富国大业，无数共产党员始终怀揣着“坚定不移跟党走”的赤诚忠心，砥砺着“甘将热血沃中华”的信念力量，朝着国家发展的坚定目标前赴后继、一往无前。“船到江心牢把舵”，当前，我们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刻，广大党员干部更要把稳忠诚之“舵”，把对党忠诚融入血脉、植入骨髓、注入实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赤诚忠心笃定坚定信念，以坚定信念校准前行航向，在新征程的大风大浪面前明确目标、昂扬气势。
扬奋斗之“帆”，以“放使干霄战风雨”的斗争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扬帆破浪踏足行”。“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党的__以来，从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到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运行蹄疾步稳;从八项规定改作风到打虎拍蝇反腐败，从严治党固本强基;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稳步迈进全面小康，民生福祉持续改善;从战疫情、斗洪峰到化危机、应变局，风险挑战持续化解......道路艰险、挑战严峻，我们党始终以“敢涉险滩、勇爬陡坡、争闯难关”的斗争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懈奋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广大党员干部要保持“斗罢艰险又出发”的斗争魄力，主动奔赴乡村振兴主战场、矛盾集中第一线、改革发展最前沿，巧借发展之“风”，高扬奋斗之“帆”，在新征程上乘风破浪、勇济沧海。
定为民之“锚”，以“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为民情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定锚聚力行致远”。“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从“脱贫攻坚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到“疫情防控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精准关怀，再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胜决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我们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始终把人民和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全体党员干部要厚植念兹在兹的为民情怀，深入群众、关心群众、了解群众、团结群众，了解新时代老百姓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新要求，从生活的细微处着眼、从群众的关心事入手、从民生的痛难点出发，在幼有所育、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等“细链条”上做好“强固”工作，笃定为民服务之“锚”，凝聚磅礴的群众力量，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勇毅前行、行稳致远。
发展理论与中国现代化
[摘要]中国改革的成功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经济体制改革以前，作为私有制经济，经历了限制、改造和最后取消的过程；经济体制改革以后，我国破除了过去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形式，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我国现阶段发展私有制、保护合法私有财产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在发展私有制经济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必须自觉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
[关键词]所有制；公有制；私有制；合法私有财产。
一、马克思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关于公有制与私有制关系的论述。
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及其特征的科学预测中，对社会主义所有制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意见或一些理论构想。关于未来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理论，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研究和批判中发现并科学论证的。由于马克思毕生所关注的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什么必然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关系，马克思自然从总的方面认为二者是对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
第一，对私有制的批判，构成马克思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起点。马克思在他所作的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第一次尝试《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著作中，力图以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的剖析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提出要“从私有财产同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说明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显然，马克思是把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对立物提出来的，认为，未来社会生产资料是“社会的财产”，这种生产资料占有方式是对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方式的直接否定。
第二，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里，明确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概括了共产党人的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无产阶级的对立。
第三，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的历史必然性做了科学探讨。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分析中，马克思认为，“个别人占有生产条件不仅表现为一种不必要的事情，而且表现为和这种大规模生产不相容的事情”，“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必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被生产资料公有制所代替，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
第四，建立未来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必经之路，是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拉萨尔的幻想”，即试图不通过社会的革命转变，依靠资产阶级国家帮助建立社会主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驳斥杜林把暴力看作绝对的坏事的荒谬观点时指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这就深刻地说明，从资本主义私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经过暴力革命。
第五，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马克思在对社会经济形式发展的比较中，设想未来社会“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这些是马克思所揭示的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主要特征，显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
二、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与实践中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
1、列宁过渡时期理论和新经济政策理论中有关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
列宁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将马克思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付诸于俄国的具体实践，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也进行了艰难探索，在公有制和私有制关系上的丰富和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各个国家的过渡时期在经济上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因为“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这就是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可以既有资本主义成分也有社会主义成分，既有私有制也有公有制。
第二，俄国过渡时期的根本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就明确地把实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作为苏维埃政权的一项重要任务。相继采取了对私有制的大中小企业和地主庄园分别实行没收、赎买、改组和联合的办法，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之后，又提出“由继续剥夺资本家这个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生产的条件。”可见，过渡时期结束之日，就是私有制变成公有制之时，这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实现的。
第三，在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允许农民的自由贸易和私人商业的发展。列宁指出：“既然国际国内的全部经济政治条件给我们造成了这样一种经济现实，即不是商品交换而是货币流通变成了事实，……。”那么，“只有经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恢复经济生活。必须恢复正常的经济关系体系，恢复小农经济……。”这是列宁总结了新经济政策实施初期的教训提出来的，实际上已经立足于资本主义关系，允许个体私有制存在。
2、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的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
制这两种公有制形式。这一观点在斯大林直接领导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样，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所有制上采取的是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即以国有经济为代表的公有制。这种模式曾一度成为“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效仿或流行的模式。
3、前苏联东欧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公有制与私有制关系的探讨。
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国家一度流行的“苏联模式”的弊病日益显露，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对公有制和私有制关系进行了新的探讨。他们在设计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时，不主张把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所有制理解为单一的结构，相反，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在所有制结构的选择上，他们探讨了社会主义现阶段可不可以允许私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问题，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不可以兼容一定形式的非公有制?对此，波兰经济学家兰格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除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外，还存在着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例如农民、工匠和小规模企业家的个人所有制。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充分肯定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在社会主义中的地位。捷克经济学家锡克认为，集体所有制应当和公司合营、私有制形式相并存。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由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两大部分构成，非国有经济包括私营经济。匈牙利改革的一个重要成就是私有经济的发展。
三、我国现阶段为什么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实践，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国改革的成功也为马克思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尤其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破除了过去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形式，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1、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关系是对立的，私有制经济经历了限制、改造直至取消的过程。这在理论上有马克思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做科学依据，在实践上符合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新中国建国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的社会性质，使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1919～1949年)；第二步，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1949～1956年)。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就是变私有制为公有制的过程。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留下来的多种不同性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形式，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为了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就需要对这些私有制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私有制性质不同，改造的方式也不同。具体途径是：无偿没收大资本，建立全民所有制；和平赎买中小资本，壮大全民所有制；改造个体私有制，建立集体所有制。这样，到1956年底，私有制基本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立，过渡时期结束。我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2、改革开放后，允许发展私有制，但绝不是放弃公有制。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之一就是突破了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单一公有制经济的旧观念的束缚。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前，公有制经济比重过高，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使得生产关系某些方面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因而，对当时的很大一部分公有制经济来说，它们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须要调整和改革，使这部分公有制经济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在改革过程中，当公有制经济退出的份额将要达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要求的最低界限的时候，必然会发生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争论。其实，发展私有制决不等于放弃公有制。
首先，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统一关系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内的统一。改革开放30年中，非公有制经济逐渐从体制外纳入到体制内，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由对立的关系到共同发展、相互促进、平等竞争的统一关系。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关系的重大突破起始于1997年党的“十五大”。这次会议在我党历史上首次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命题，并指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两个毫不动摇”相提并论。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消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把党的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写入了宪法。其中关于非公有制经济有两处重要修改。第一，进一步明确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第二，完善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非公36条》)。这些方针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其次，国家在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在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为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围绕国有企业改革，已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到前沿。2003年，国务院公布了《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条例》指出：“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进一步搞好国有企业，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制定本条例”。2007年，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2008年，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国有资产法》指出：“为了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加强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制定本法。”这些法律都是与《宪法》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基本法律相一致的经济法律。它们与“两个毫不动摇”方针一道，共同维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3、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有利于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济的主导作用，更有效地支配着国家的主要经济资源和自然资源，提供更多的物质产品、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为国民经济的技术进步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对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起到重要保证和领导作用。
四、我国现阶段为什么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60年中，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关系的认识和处理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从消灭私有制―允许发展私有制一保护合法私有财产。但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私有制、保护合法私有财产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至于现阶段为什么允许发展私有制，要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规律上解释，要坚持“生产力标准”。
第一，生产力状况决定所有制形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调整和变革所有制的目的，只能是为了促进生产力发展，而不能把所有制本身是公是私，是这种形式还是那种形式，作为目的去追求。到现在为止，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未达到消灭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程度。相反，我国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高，具有多层次性，非公有制经济更有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和私有制不是对立关系。我国现阶段的非公有制在很大程度和范围上是私有制。关于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被认为是对立的同时，他们也认为，私有制与其他所有制一样都是历史的，最终会灭亡，但这是一个历史过程。这样，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所认为的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对立只是性质上的对立，他们并未对公有制与私有制在社会主义社会能否并存进行预测。而在他们去世以后这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调整，使私有制形式不断变化；社会主义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出现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情况，个体、私营等具有私有制性质的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同时存在。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现阶段暂时消灭不了，它既在世界上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存，也在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存。
第三，非公有制经济自身的弱点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其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是改革开放后允许发展起来的，由于其历史较短，其生产力水平和管理水平也较低。从生产力方面看，我国非公经济的产业分布较广，其中主要分布在第三产业中的餐饮、商业、运输等服务业，以及进入障碍比较低的制造业。从管理水平上看，有的非公企业低水平重复投资，追求短期化目标、违法经营、家族治理等。所有这些亟待国家依法实施监督和管理，将其引导到现代企业制度上来，从而得到健康发展。
第四，法律形态的所有制要反映现实形态的所有制。研究所有制，首先要研究现实形态上的所有制，这是第一性的。而法律形态的所有制则是第二性的，它反映现实形态的所有制。法律形态的所有制即财产所有权或“产权”。马克思认为，产权是财产所有关系的法律表现，或“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我国现实形态的所有制既有公有制又有私有制，那么，在法律形态上就既有公有产权又有私有产权。国家法律在保护公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同时，必须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恰恰是由现实形态的所有制决定的，或者说反映了现实形态的所有制。
第五，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合法权益和公民私有财产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非公有制经济合法权益大多落到其从业者，即个体、私营业主身上，他们的合法权益很大程度上由其合法非劳动收入构成的合法私人财产体现。其他公民的私有财产除合法劳动收入构成的生活资料外，还包括由合法非劳动收入构成的各种物业资产租赁的收益，以及储蓄、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的收益。这些都属于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就是说，私有财产的内涵不仅包含属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形式的所有制，还包括公民或私人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它比私有制具体形式宽广得多。我国未来20年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即将步入小康社会的公民的最大的保护，就是保护他们的合法私有财产，让他们有一定的财富积累，更快地奔向小康。宪法如果不在强调“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明确“保护私有财产”，那就不仅意味着宪法没有反映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而且意味着人们努力追求和创造财富的行为失去激励和保护。因此，为了实现小康，有必要从法律上明确保护私有财产。
五、结语。
社会经济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自觉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我们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片面追求纯而又纯的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必须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不断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这就不能排斥非公有制经济，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但不能搞私有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以便不断地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不断地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关键是要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这就是我们在现阶段认识和处理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的关系时所做出的必然选择，也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不能搞私有化和单?公有制的辩证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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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8，9。
责任编辑：黎贵才。
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中国
20世纪是东西文化碰撞、冲突和交汇的时代。21世纪将是世界上各种文化碰撞、冲突和交汇的时代，世界文化发展的多元化将是21世纪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中华文化也必将融入这一世界化的文化发展浪潮中，并向世界全面展示自己的风采，同时，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和旗帜，将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内在动力。21世纪已经到来，构建既适应世界文化发展潮流又适应中国现代化要求的中华文化体系，是我们今天首要的也是迫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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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现代化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战略性选择
对于世界来讲，或者准确地说，对于西方世界来讲，中国就是一个异类。因为他们总能发现，似乎套用的大历史的规律，无法很好的匹配中国的大历史。
现代化，是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词语。就像那首诗说的：
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
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
这首顾城的诗道出了一种境界，就是我们对现代化这个词的若即若离之感。
曾几何时，我们被课本里面的“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召唤所激动着，这是中国梦的一部分。
现代化是一个过程，它永无止境。
现代化包含过去，无法分割。
现代化的模式多种多样，我们无法说得清。
现代化，是我们终将面对的大路。
本书作者试图通过比较近代史的中国，与已经走向现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进程来找出使得现代化得以进行下去的共同条件。
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除旧迎新的过程，是一个前途光明道路坎坷的路程。
现代化，是一场人类大历史的深刻革命，它极大影响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甚至，改变了人类的一些习性特点。
大树分割线。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论文
“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对深入开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和极强影响力，因此全体党员干部应以“理想信念”“民本情怀”“斗争精神”之笔，继续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之华美新篇章，助力中国的巍巍巨轮在“复兴之海”中行稳致远。
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理想信念”为笔，绘制出“一心一意跟党走”的“忠诚”新篇章。党的__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句话充分肯定了党在祖国发展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然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回望过去，可以发现，以胜利和成功为结果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策略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探索得到的。中国共产党以其丰富的经验、清醒的政治头脑及科学的规划，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斩除了无数“荆棘”，最终凝聚了磅礴力量，为人民交出了满意答卷。展望未来，党员干部们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诚心向党、忠心向党，以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意志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把对党忠诚落实到行动上，继而积极投身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建设中去。
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民本情怀”之笔，绘制出“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为民”新篇章。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是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力量源泉，在谋求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征途上，党中央也始终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在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项伟大事业过程中，广大党员干部应继续坚守“人民至上”原则，切实树立公仆意识、群众意识和良好服务意识，不能脱离群众、轻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面对未来，面对挑战，一定永怀赤子之心，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深入到群众中去，当好求真务实的“领头雁”，做好群众利益的忠实守护者，永葆为民服务的初心，同时还要注重扎根基层，深入群众，用心倾听其心声和需求，切实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及人民实际所需，制定科学的发展方案，勤于作为、干出实绩。只有坚持群众路线，科学规划发展建设走向，用心利民惠民，才能彰显实干底色，继续唱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壮歌!
以“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斗争精神”为笔，绘制出“一往无前虎山行”的“奋斗”新篇章。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开创性事业，也是依靠无数能人志士一同探索奋斗，在实践中拼出来、闯出来，最终得到的伟大成果，它惠及全人民。新时代新征程，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努力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要想真正实现这一目标，不断取得闪亮新成绩，需要党员干部们拿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冲劲，时刻保持敢于斗争、敢于创新、敢于付出的“战斗精神”，永葆共产党人“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奋进姿态，敢于消除固步自封、安于现状的消极思想，突破思想禁锢、打破一贯思维，凝聚创新意识，激发创新激情，直面挑战、开拓创新，展现创新实力，用硬脊梁和铁肩膀扛起新征程中的发展重任，以实干作风践行责任担当，以艰苦奋斗绘制“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蓝图。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高速发展这条道路上，必然存在无数风雨坎坷，作为党永葆活力的“生命之源”，广大党员要主动扛起责任，践行初心使命，敢于和一切困难做斗争，从而切实为国家、为人民创造更好未来!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论文
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人民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读懂党的__报告背后的“人民情怀”，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汲取人民的“信仰伟力”、厚植人民的“斗争伟力”、凝聚人民的“发展伟力”，将“人民至上”贯穿本职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
坚持“人民至上”，汲取“信仰伟力”，准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要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心心相印，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坚持“人民至上”，汲取“信仰伟力”，要坚持一切从人民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不离群众左右，确保理论有“高度”、学习有“进度”、实践有“力度”、民生有“温度”，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聚焦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确保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主人翁精神，把“中国式现代化”精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坚持“人民至上”，厚植“斗争伟力”，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反复证明，以斗争求安全则安全存，以妥协求安全则安全亡;以斗争谋发展则发展兴，以妥协谋发展则发展衰。”坚持“人民至上”，厚植“斗争伟力”，要善始善终依靠人民力量，激发民族大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壮士割腕捐躯的正气、勇气、锐气和爱心、信心、决心，着力提高自身本领，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唯有紧紧依靠人民，前进道路上才不至于迷失方向，无论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人民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依托、最强大的底气。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需要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心心相印，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变为精神和物质食粮，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坚持“人民至上”，凝聚“发展伟力”，准确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持“人民至上”，凝聚“发展伟力”，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准确对标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深入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使制定的规划和政策体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做到远近结合、上下贯通、内容协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探索性事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通过改革创新来推动事业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行稳致远。
中国式现代化心得论文
要加强能力提升，让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中国前程正似锦，青春奋斗正当时。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当代青年干部要尽情绽放“青春之花”、用“心”奏响“中国式现代化之曲”。
秉承一颗“为民心”，以人民至上“填歌词”，丰富中国式现代化内涵。“民者，万事之本也。”在党的__报告中，提到“人民”二字高达一百余次，“人民”两字贯穿始终，“人民至上”饱含在字里行间。“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坚持人民至上是党百年奋斗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价值追求。广大年轻干部要站稳政治立场、坚定不移跟党走，永葆为民初心、牢记为民使命，把人民当“心上人”，将群众事当“心头事”，将人民情化为“血肉情”。“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广大年轻干部要在一次次入户走访中知百家情，在一件件小事、纠纷中解百家困，在一场场促膝长谈中暖百家心，这样才能积跬步以至千里、积小流以致江河。
秉承一颗“奋进心”，以踔厉奋发“作节奏”，展现中国式现代化风采。“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从杂交水稻到青蒿素，中国科学在一次次实验中探索“新出路”;从青藏铁路到中国高铁，中国交通在一代代的接力中跑出“加速度”;从嫦娥探月到祝融探火，中国航空在一个个零件的堆砌中创造“新高度”。这一项项成就都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人埋头苦干、笃行不怠、矢志不渝的精神。“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在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广大年轻干部要向优秀前辈学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中要敢啃硬骨头、勇挑重担子，在国家需要之时要有“召之即来”的觉悟，在困难面前要有“来之即战”的勇气，踏上征程要有“战之必胜”的决心。
秉承一颗“清廉心”，以两袖清风“奏旋律”，唱响中国式现代化华章。“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要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选拔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广大年轻干部要明确党的事业发展的“需求侧”，将“政治过硬”当作首要标准，以“清正廉洁”绘就履历“最美底色”，精准对接干部队伍“供给侧”。广大年轻干部要筑牢“清廉根”、勤上“政治肥”、常修“贪欲枝”，严格遵循“八项规定”，扣好人生中“第一粒扣子”;要以一颗“清廉之心”做好群众工作，杜绝“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保持“两袖清风”的政治态度;要避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强个人作风建设，砥砺品格操守，自觉接收各方面监督，保持“中国式现代化之曲”的“小清新”。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论文
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会关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断和指示精神，读懂“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信念密码”“奋进密码”“民心密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蹄疾步稳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从“中国式现代化”中读懂“许党报国、矢志不渝”的忠诚之道，解锁“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密码”。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回顾百年__，从呕心沥血传播真理的《共产党宣言》首译者陈望道，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英雄模范夏明瀚，再到战功显赫却60余载深藏功名的战斗英雄张富清，对党忠诚是他们永葆一生的政治本色。我们党一路走来，能在濒临绝境中突出重围，能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如果没有对党忠诚作为政治上的“定海神针”，就很有可能在各种考验面前败下阵来。党员干部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
从“中国式现代化”中读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奋斗之道，解锁“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奋进密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回望百年__，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党带领人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靠实事求是、真抓实干得来的。延安时期，毛泽东为延长石油厂题词“埋头苦干”，为党的七大纪念册题词“实事求是、力戒空谈”，激励了全党和边区人民克服困难、艰苦创业、夺取胜利。通过苦干实干，共产党人一路“大步流星”“风雨兼程”，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员干部要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勇于“当主攻”、敢于“登险峰”、善于“破难关”，积极主动勇往直前、奋发图强，以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担当，不负韶华、披荆斩棘的气魄，夺下一个个“腊子口”、攻下一个个“娄山关”，让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图景早日变成现实。
从“中国式现代化”中读懂“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的为民之道，解锁“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民心密码”。“党的领导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我们党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回望百年征程，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我们党之所以能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创造一个又一个“东方奇迹”，就是因为始终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民心为大、民生为重、民苦为忧，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明白“我是谁”、弄清“为了谁”、弄懂“依靠谁”，主动走进群众、深入基层，真心实意与群众拉家常、交朋友，说真话、见实情，始终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盼、我有所办，真正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农村现代化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战略性选择
内容提要：法制现代化是由传统人治型社会向现代法治型社会的转型过程。党的十一届三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大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标志着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承袭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的传统，又迈开了新的步伐。但是，中国法制现代化面对着发展经济的内外压力，背负着传统的人治包袱，还面对着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都面对的社会稳定问题，使这一过程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轨迹。这就是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目标选择的阶段性，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以及实现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非协调性。认识这些特征不仅仅是为了总结历史，更重要的是认识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一样，尊重传统又不囿于传统，学习外国，又不照搬西方。这是我们走过的路，也是既将走下去的路。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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