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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参考
开放大学是在原电视大学体系基础上改建而来，属于成人高等继续教育范畴，办学定位就是培养合格的“当班人”。上海开放大学于2010年建立之时就明确将办学目标定位在构建为学习者提供终身学习的开放教育平台。而如何充分体现开放大学的“开放性”，是专业改革的头等大事。
行政管理在我国是一个新发展起来的专业，以政治学与管理学学科为理论基础，为党政机关培养具有现代政治理念与管理思想的干部人才。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事业单位对组织内部的现代化专业化管理需求增加，行政管理的内容与层次也丰富起来：行政管理不仅包括政府公共管理，也包括企事业单位内部管理；从层次上也可以分为高级、中级与基层三种管理。
要解决上述问题，上海开放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改造及需要符合学科发展的规律，也需要从实际出发回应社会现实需求与学习者的实际需求。
（一）专业培养目标多元化
上海开放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生源构成以企业员工与社区服务人员为主体，因此上海开放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培养适应上海区域发展与社会治理的实际需求，掌握行政管理专业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具有现代行政管理基本技能与初步能力，同时兼具较好的政治素质、法律意识、人文素养，能够在上海的.基层政府、社区、企事业单位与社会组织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及具有优良素养的劳动者。
（二）专业培养要求层次化
在专业优化过程中，应综合专业特征、社会需求与学习者素质等三方面因素，将开放专科层次的行政管理专业培养要求解构为三个层次：
一是知识要求，即具有较为完整的行政管理专业知识结构与较宽的行政管理专业视野；掌握行政管理领域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方法。
二是能力要求，即具有较强的解读法律与政策的理解能力与适用法律及贯彻政策的执行能力；具有较强的行政工作能力，具有运用代信息技术的能力，能参与到行政管理的网格管理中。
三是素质要求，即具有从事行政管理事务性工作所必需的基本素质，包括职业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基础能力素质等；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与承担专业工作的身心条件；具有一定的奉献精神。
（三）优化课程体系
专业培养目标与培养要求最终要由课程体系来体现。上述专业改造的总体思路必须落实到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上。在课程结构方面，根据知识、能力与素质三个层次的培养要求设计；对应培养目标的多元化，按照公共行政（政府营销、社会保障理论与实务）、企业行政（企业行政管理）与基层社会治理（社会组织管理、社区管理）三个方向设置专业选修课。
（四）强化实践教学
为了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行政管理专业针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与行政管理岗位背景进行多元化设计，在专业课程体系优化过程中，首先考虑到了实践的因素，许多课程都以“方法”、“实务”、“应用”命名，教学内容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课时分配上，专业课程安排了不低于20%的课程实践教学，提升学生应用理论知识与方法的能力。
专业改造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遗憾。一方面，在缺乏国家财政支持的情况下，开放大学不得不以市场为导向，使得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要求、考核方式都随着生源素质的下降而改变；在课程作业与考试环节尽量采用客观题形式，降低对学生书面表达能力的培养要求，甚至连毕业作业都将采用电脑模拟实践系统，把大学教育导向职业岗位技能培训的方向。另一方面，实验室与实验基地的缺位也造成实践教学的局限性。尽管在教学计划中专业课程设置了不低于20%的实践教学学时，但是，并没有足够的实践教学资源可供利用，因此，不得不将“小组讨论”、“参观认知”设为主要的实践教学形式，对于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帮助甚微。
参考文献：
[3]安翔.对行政管理专业实验教学的思考.实验室科学，2009.4
电工论文参考
机电一体化专业的应用领域已延伸到了各行各业，比如家电产品的控制、汽车、车床、照明系统等，都和机电一体化专业密切相关，它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国防等领域，在社会各项事务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维修电工》传统的教学模式是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分开进行的，学生先学习维修电工理论部分，再统一由实训指导老师带到实训室进行技能操作训练，理论与教学的分割导致理论基础差的学生对理论的学习缺乏兴趣，积极性不高，同时不能很好的把理论知识充分理解、掌握，进而应用的到技能操作训练中，导致教学效率不高，教学效果欠佳。为了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增强学生的认知能力，探索了“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并应用于《维修电工》课程教学实践中，以下是笔者学校在《维修电工》教学中“理实一体化”教学的一些做法。
1实现教师的角色转变即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师本教育”，但在《维修电工》“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中要以学生为中心，改变以往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学习方式，教师要承认并了解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并引导学生从原有的知识经验中“生长”出新的知识经验。
其次，教学的过程不应该只是知识简单呈现和传递的过程，而是知识的处理和转换的过程，作为教师应当有意识的'引导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让学生成为教学过程中的主人，逐渐让学生懂得如何自主学习，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
2实现教学方法由“多讲少练”向“精讲多练”的转变。
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听与看远远不如动手操作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对于《维修电工》课程的学习，更是如此。传统的教学课堂上，学生很少有机会动手练习，其学习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就是提倡“精讲多练”，给学生更多动手的机会，在实践中学习知识，总结经验。要求老师能够做到能尽量让学生动手操作的就让学生亲自操作，能以练带讲的就只练不讲，必须要讲的就要“精讲”，即做到：讲重点、讲联系、讲规律、讲迁移。比如在教授电动机“起―保―停”控制电路接线内容的时候，由于学生刚学习了“点动控制”电路，两部分内容变化不大，很多学生完全有能力通过自己预习的知识把“起―保―停”电路接出来，那就可以完全让学生动手操作，只有在确实遇到困难的时候予以指导，最后对所学内容进行总结就可以了。学生在学习的整个过程中经历了摸索、挫折、改进，最终完成任务，这使得他们对知识的理解更加透彻，记忆更加深刻，且增强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
3实现从注重教学结果转向注重教学过程的转变。
传统课堂教学存在“重结果、轻过程”的弊端，只重视知识的结论，让学生死记硬背，而忽略知识的来龙去脉，这样会导致学生一知半解，降低教学质量。“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要求教师在教学中把重点放在揭示知识形成的过程上，让学生通过感知―概括―应用的思维过程去发现真理、总结规律。比如在教授《维修电工》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拆装部分内容时，不但要让学生掌握如何顺利的将三相异步电动机拆卸、组装的技能，还要在拆装的过程中严格规范学生的每一步操作，讲解安全操作的重要性并对每一个拆下的零件进行结构、原理和功能的介绍，强调操作过程的重要性。学生通过了解电动机内部结构和功能原理，知道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流程拆装，加深了对知识的记忆和对电动机的认知，同时为今后学习电动机的相关知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以项目为引领的维修电工“理实一体化”教学。
“理实一体化”教学如果仅仅停留在边教边做的程度上，那还不能充分发挥这种教学模式的优势和体现专业的特点。《维修电工》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往往能够制作出具有一定功能的实物或者完成一个系统的操作流程。针对这一特点，师生可以通过共同实现一个完整的项目来开展教学活动，从信息的收集、方案的设计、任务的实施到最终的评价，都由师生共同负责，学生通过任务的完成，了解并把握整个过程以及每一环节的基本要求。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大提高，促进团队意识和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但切记，并不是所有内容都适合以项目为引领的“理实一体化”教学，因为这种教学方法具有要求高、准备工作繁重;对学生迁移运用能力要求高;占用时间多等特点。所以“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应用适合学习内容的教学方法方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5实现评价模式单一化到评价模式多元化的转变。
传统教学以学生学业成绩作为评价的唯一尺度，而对于中职生来说，没有升学的压力，如何掌握技能，进而在毕业的时候具有更强的社会竞争力是中职学习的最重要目标。所以，对中职生的评价就不能只停留在学业成绩的好坏上，要从评价模式的单一化转变为评价模式的多元化。可采用理论评价和实践评价相结合，开卷考核与闭卷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施：一、加强平时测验，利用刚上课几分钟的时间，通过闭卷答题或提问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测试，测试内容重点为维修电工课程的基本概念、原理等重要知识点。二、期末考试成绩包括理论知识考核和技能操作考核，可以参考的比重为理论占百分之四十，技能操作占百分之六十。三、将维修电工中级工技能鉴定成绩，计入综合成绩考量。四、不应只注重考试结果，技能操作过程中的良好操作习惯，学生的社会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体现等都是衡量一个好学生的重要标准。
“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对本课程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激发了学生的创造能力，使学生更能适应人才市场的需求，具有更强的社会竞争力。必须指出的是，当前“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还不够完善，还需要教师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加以完善，不断探索，提高理实一体化教学的科学性。
基督教圣乐论文范文
（一）。
打蒙童时代起，在我幼小心灵中，文庙与其它供奉神佛的宫庙寺观绝对是同一类型的神圣所在；大成殿也等同于大雄宝殿或者三清殿，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也是和如来佛、太上老君一样有无边法力的神仙——而且他的样貌更像普通人，不那么让人感到可怕。虽然后来“很快”知道了孔子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既非虚构也没有神力，但我始终觉得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凡人，千百年来能得到无数人的供奉和膜拜，在有需要时还虔诚向他求助，那他就是一个相当厉害的角色——厉害程度远超那些虚构出来的神仙鬼怪。从这一角度出发，李零先生要去掉孔子身上神圣的外衣，大可不必。
（二）。
李零先生提出要去掉千百年来被加到孔子身上的圣贤、神圣的光环，把孔子当作一普通人才能更好地认识、理解孔子及其思想，这点我完全赞同。本来嘛，这些劳什子“荣誉称号”还不都是后人出于各自需要给强加上去的，夫子只不过是被神化了。但是，我觉得在这一前提下，“去圣未必非偶像”。两层意思：“非”作动词讲，“去圣”未必要连同孔子作为“偶像”这一“功能”一并去掉；“非”作通常的“不是”讲，即使孔子被去掉了神圣的光环，他也未必不是，或者说依然是个不容争辩的”偶像“。
“偶像”，“百度汉语”上有两种释义：1.一种为人所崇拜、供奉的雕塑品，比喻人心目中具有某种神秘力量的象征物；2.一种不加批判而盲目加以崇拜的对象，特指一种传统的信仰或理想。这里我们不妨狡黠地把它割裂开来，断章取义——“偶像，一种为人所崇拜、供奉的雕塑品，特指一种传统的信仰或理想”。这样就完美了。之所以要做此“技术处理”，我想要强调的是将孔子作为万世师表、师道尊严的象征，以推崇尊师重教这一社会行为。有一个具象、人形的象征，总比一个抽象的符号更易为人所接受，偶像的象征力量是巨大的，推动起来也会更为得力。君不见，史上最大的“邪教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按照他们不崇拜偶像的教义，每到一地就摧毁神佛雕像，摧毁文庙里的孔子牌位和塑像，由此也就和天下的广大读书人结下了“梁子”，以至被群起而攻之。所以说，我们还是让孔子他老人家“退而不休”，继续发光发热吧，让我们把他作为偶像来崇拜、追随。
（三）。
一直想不出一个好的标题。原来想用《掰开揉碎了好消化》，但一直不满意——太肤浅了。对于李零先生这本书而言，只表了它的“形”却全不达“意”——但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篇名，因为我根本没像李零先生那样读懂、读透、读薄《论语》。书的副题“《论语》纵横读”，讲的是内容的编排：纵读《论语》，讲述的是相关的人物，当然重点是孔子本身；横读《论语》，讲述的是孔子的思想，包括“仁”、“德”、“礼”、“恕”等。别无评说，书中的知识点极多，且得消化挺长时间，这里不妨罗列几项：“《论语》的说话对象不是大众，而是精英。他和耶稣、佛陀不一样，根本不走群众路线，也不是大众雄。”（p3）、“孔子的思想是贵族本位”（p141）；“孔子的思想有系统，但《论语》一书没有系统。”（p8）；“孔子问道于老子，可能是儒家要借势于当时主流的黄老之学，是宣传的策略。”（p31）；“孔子的规矩是礼，他的自由是合乎礼，跟美国似的，守法即自由。”（p60）；“孔子的复古主义，不是为了为复古而复古，就像欧洲的文艺复兴，所谓复古，其实有很强的现实目的，借古代批判现实，借古代寄托理想，目的是改造社会，挽救世道人心。他是身在东周，心在西周。”（p143）；“孔子的历史知识主要来自三本古书，古代的诗经、尚书，近现代的春秋。”（p143）、“孔子对中国的一大贡献，就是保存古典文化。”（p259）。
对于孔子本人，谈不出更多的认识。篇末附上两篇读孔子传记的记录，算是凑凑篇幅吧。
孔子不是“圣”
孔子不是“圣”，他只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了一个“人”，一个心存仁念、浩然坦荡、教人们怎么做人的普通人。
然而普通并不代表平庸，真理之所以能够成为真理就在于它的普遍适应性。一条言论，只有当大家都认为正确的时候，它才有了可以扎根的土壤和延伸枝叶的天空。也就是说，真理的传播依赖群众的共鸣。而孔夫子告诉我们的道理永远是朴实的，它之所以受到人们的认可并且世代相传，就是因为这些东西与我们对生活的感知相契合，从而产生了共鸣。而心灵的共鸣所产生的感化作用，就是孔子及《论语》的意义所在。在这里，之所以称其“感化”而非“教化”，是因为“感化”是一种心灵之间的相互濡养和感染，而不是一颗心以仰望的姿态去乞求另一颗心的圣光沐浴。孔子所具有的，正是一颗可以感化众人的仁心，而非一颗高高在上的圣心。
许多人认为中华民族没有信仰，我认为并非如此。中华民族不是没有信仰，而是由于文化基调的不同，信仰的表面呈现也就与西方不同。西方信奉基督，认为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需要不断赎罪来获得神的原谅。他们把生命的主动权交给了神明，于是需要信仰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进行统治。中华民族自古推崇和谐共融，万物平等，讲求对社会、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参悟，所以中华民族的“信仰”在最内的层面上讲是人们在对待生存中的各种问题时达成的一种共识。既然为共识，当然不可能由哪个人哪一天突然提出，只能经由代代传承、代代积累、代代丰富，逐渐形成一片精神的土壤，给每个炎黄子孙精神的营养。这种共识以民族为单位，于是形成了一种集体的无意识，虽不见其形却支撑着民族的信仰，一种内在的信仰，一种始终以低姿态与中华人民并肩齐行的信仰。它始终与人的本心共生，因此不需要高高在上的统治，同时它的潜移默化的特点也使其无需成章成文。若想使中华民族的精神生生不息，就需要有人不断去发掘，不断思考，不断通过心灵去感染他人，从而使民族精神得到整体的提升。孔夫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想，这就是孔子以及像孔子那样的人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意义。
论文中参考文献
1大数据可视化分析的基本概念。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逐渐朝着数字化、新信息的方向发展，物联网、互联网以及云计算发展十分迅速，导致社会充满数据，因此，使得数据成为了新的信息资源，需要人们进行适当的利用，以此来满足人们的实际生产生活要求。基于此，导致呈现指数形成增长，并且变的更加复杂化，使得大数据区别与传统的数，增加了内涵。可视分析实际是一种融合了信息可视化、科学可视化、数据挖掘、人机交互、信息论、认知科学等方面的新方向学科。可视化分析实际上是一种能够利用交互式可视化界面来对复杂数据进行分析的技术，可视化基本流程为数据、知识、循环数据，主要包括可视化技术以及自动化分析技术。大数据可视化技术实际上是一种利用自动化分析进行数据挖掘的时候，在使用能够进行分析的人机交互界面和能够进行信息可视化的界面来融入自身的认知能力和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从而可以有效地得到观察大数据的能力[1].
2大数据可视化分析。
2.1文本可视化。
作为大数据时期文本可视化数据的一个典型文本信息，实际上也是最主要的互联网数据信息，与此同时，也是物联网通过一定的传感器收集到的信息类型，在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以及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最多的就是文本形式的电子文档。文本可视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直观的体现文本主要优势和特点，例如，逻辑结构、动态演化规律以及主体聚类等。最基本和典型的文本可视化就是标签云，依据词频来合理的把关键词进行排序和归类，然后利用一定的颜色、大小等属性来进行文本可视化。
现阶段，最主要的就是利用字体大小展现的关键词使用在互联网中主题热度的`识别。随着关键词数量的不断增加，如果不能合理的进行设计阀值，就会出现重复覆盖以及局部密集的问题，这样就需要提供一定的交换窗口来操作[2].
2.2网络可视化。
在大数据分析中最常见的关系就是网络关联，例如，社交网络和互联网。实际上层次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一种比较特殊的网络信息。依据连接拓扑和网络节点之间的关系，可以非常直观的体现出网络中隐藏的关系。例如节点，实际上是进行网络可视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怎样在大规模边和节点的网络中利用有限空间进行一定的可视化，是现阶段大数据研究的重要和难点。除了能够可视化静态拓扑关系，还具有相应的动态流动演化性，所以对动态网络进行一定的可视化也是不容忽视的内容。随着网络中边和节点数目的增多，很容易出现覆盖、重叠以及聚集等问题，不能很好的进行可视化，影响效果。因此处理大规模可视化的主要方式就是图简化。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利用多尺度和层次聚类进行交互，把大规模数据变化为具有一定层次的树结构，然后利用多尺度进行不同的可视化。另一种是对边进行适当的聚集，保证具有清晰的可视化效果。这些都是简化的主要方式，也可以看出引入交互技术，是可视化技术未来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方式[3].
2.3时空数据可视化。
时空数据主要是指具有一定时间标签和地理位置的数据。
移动终端与传感器发展非常迅速，因此，使得时空数据逐渐成为大数据发展过程中典型的数据类型。充分结合地理制图学以及数据可视化技术，分析和研究空间和时间对于可视化表征之间的关系，能够很好的展示空间和时间以及规律模式。大数据时代发展模式下，时空数据具有实时性和高维性，同时这也是数据可视化的重点。为了能够更好的体现信息随着空间和时间位置发生一定的变化，一般可以利用信息对象来逐渐实现数据可视化。流式地图是最典型的可视化方式，充分融合地图和时间事件流。为了可以打破二维数据的局限性，出现了时空立体方，是利用三维模式来展现空间、时间、事件[4].
2.4多维数据可视化。
多维数据可视化实际上就是说拥有很多个维度的数据变量，在数据仓库以及数据库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例如，商业智能系统、企业信息系统。进行多维数据的主要目的就是不断发现多维数据的模式和规律，合理展示不同纬度之间存在的关系。多维数据可视化具有多种方式，主要包括基于图标、基于图结构、几何图形、基于层次结构、基于像素、混合方式。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的不断发展，几何图形是研究多维数据可视化的重点。
最常用的多维数据可视化的方式就是散点图，二维散点图可以适当利用多维度中的两个维度综合的体现映射到两条轴上，利用不同的图形在二维平面内合理反映维度信息。例如，可以利用不同颜色、形状等来表示一定的离线或者连续性。投影是从多维度方面来体现可视化的一种方式。能够很好的体现出维度的属性值的分布情况，还可以体现多维度之间的关系[5].
3结语。
总而言之，作为大数据分析的重要方式，可视化分析可以有效的弥补计算机自动化分析过程中出现的不足和缺陷。大数据可视化分析可以很好的融合计算机的分析能力和人们对信息的感知能力，在依据数据挖掘前提下进行的数据分析。
科学小论文参考
关于中国哲学研究内容虽然表述不尽相同，但大多偏向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对象或内容是人，是道德伦理，这个判断应该说是准确的。科学认知范式顺沿这一思路并引向了深入。基于科学认知范式，中国学者发现中国传统哲学关注的是道德性命问题，而不是自然界的神奇与奥秘。熊十力说：“吾国先哲，重在向里用功，虽不废格物，而毕竟以反己为本。如孟子所谓‘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又言‘万物皆备于我’；程子言‘学要鞭辟近里切着己’，此皆承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之精神而来。老庄虚静之旨，其为用力于内不待言，此皆与西人异趣者。西人远在希腊时代即猛力向外追求，虽于穷神知化有所未及，而科学上种种发明，非此无以得之也。今谓中西人生态度须及时予以调和，始得免于缺憾。中土圣哲反己之学，足以尽性至命，斯道如日月经天，何容轻议？至于物理世界，则格物之学，西人所发皇者，正吾人今日所当挹取，又何可忽乎？”[1]就是说，中国哲学虽然也讲“格物”，但其所谓“格物”是反身向内，是“万物皆备于我”，是在道德性命上用功。这与西方哲学向外求索、以自然界奥秘和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取向完全不同。牟宗三与熊十力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意旨基本一致。牟宗三说：“中国首先把握生命，西方文化生命的源泉之一的`希腊，则首先把握‘自然’。他们之运用其心灵，表现其心灵之光，是在观解‘自然’上。自然是外在的客体，其为‘对象’义甚显，而生命则是内在的，其为对象义甚细微，并不如自然之显明。所以中国人之运用其心灵是内向的，由内而向上翻；而西方则是外向的，由外而向上翻。即就观解自然说，其由外而向上翻，即在把握自然宇宙所以形成之理。其所观解的是自然，而能观解方面的‘心灵之光’就是‘智’。因为智是表现观解的最恰当的机能。所以西方文化，我们可以叫它是‘智的系统’，智一面特别凸出。”]就是说，具有科学特性的西方哲学，其心灵之光照射在“自然”上，是“向外”的学问；而中国哲学的心灵之光照射在“生命”上，是“向内”的学问。所谓“向内”就是修身养性，就是提升道德品质，就是“穷性至命”。牟宗三甚至认为这个特点在儒佛道三家都有表现，他说：“中国思想的三大主流，即儒释道三教，都重主体性，然而只有儒家思想这主流中的主流，把主体性复加以特殊的规定，而成为‘内在道德性’，即成为道德的主体性。西方哲学刚刚相反，不重主体性，而重客体性，它大体是以‘知识’为中心而展开的。”[3]就是说，儒佛道三家虽都重视主体性，只不过儒家的表现更为突出，因为儒家对主体性做了特殊的规定，这种特殊的规定就是使“主体性”成为“内在道德性”，从而孕育出深厚而精彩的道德性命之学。方东美提示我们，即便具体到某个哲学家，也能证明中国哲学研究的内容是“道德性命”。他说：“惟朱熹于斯道高标，造诣不深，浅行即止，盖知识领域，囿于其道德向往，致于客观自然界之纯理知识不能无损。就此层而言，朱熹乃与近代西方人适成一鲜明对照。西方科学家以及深受科学影响之哲学家，其心目中之自然知识观，皆成于主张伦理中立：倡道德价值须全部漂白，以获致客观性之知识云。朱熹及大部分宋儒则与之恰恰相反，皆极重道德睿知，不贵自然知识（尊德性，抑闻见）。朱熹尝言：古时少年，十六七岁入太学受教，学于穷理致知，藉娴习忠、信、孝、悌。故穷理之学，必克就伦理文化而为之，所谓义以修身，明辨善恶，是也。穷理之为言，非关事物在客观自然界之实然状态，而迳指行仪在人伦关系中之应然理想也。”[4]透过“格物致知”在朱熹思想世界中的内容，可以发现他的学问中有对自然界奥秘的关注和涉及，但朱熹与大多数宋代儒家学者一样，所重视所思索的问题仍然是道德性命，而不是自然知识，即便偶尔涉及自然知识也都以道德为限，比如朱熹朝思暮想的是“义以修身，明辨善恶”。可见，以科学认知范式为坐标和方法，中国传统哲学在研究内容上所表现出的特点不能不是“道德性命”。
二、以“天人不分”为主客关系。
中国哲学在主客关系上的态度究竟是主客两分？还是主客合一？依科学认知范式的考察，答案只能是“主客合一”。胡适认为，由于中国哲学以伦理、政治等为研究对象，从而导致它的学问方向反身向内，所谓“格物”，所谓“致良知”，都是向内用功，关注人自身的问题，对于人之外的自然界从不用心，也毫无兴趣。他说：“儒学已长久失去它的生命力，宋明的新学派用两种不属于儒家的逻辑方法去解释死去很久的儒学，并想以此复兴儒学，这两种方法就是：宋学的格物致知；王x明的致良知。我一方面充分地认识到王x明学派的价值，同时也不得不认为他的逻辑理论是与科学的程序和精神不两立的。而宋代哲学家对‘格物’的解释虽然是对的，但是他们的逻辑方法却是没有效果的，因为：（1）缺乏实验的程序，（2）忽视了心在格物中积极的、指导的作用，（3）最不幸的是把‘物’的意义解释为‘事’。”[5]就是说，虽然是“格物”，但所“格”的对象是政治、伦理，而且在方法上是反身向内；所谓“致良知”，是在心性上用功，因而不会有实验的程序，忽视了“心”的指导作用，并通过将“物”换成“事”而取消客观认识对象，在这里就不再有主客的对立，不再有天人之间的张力。熊十力认为，中国多数哲学家兴趣都好反身向内，以尽心至性工夫消解主客的矛盾，进而取消了二者的对峙关系。熊十力说：“中土哲人，其操术皆善反，孔子言反求与默识，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则以反身而诚得之。张子曰：‘善反，则天地之性存焉。’庄子云自明自见，亦此旨也。”[6]就是说，与西方哲学宇宙人生两分的旨趣比较，中国哲学更倾向于宇宙人生合一的主张，更倾向于以默识的方法理解世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孔子主张反身与默识，孟子言万物皆在我心中，张载提倡善反才能回到天地之性，庄子所谓自明自见、内外一体，无不如此。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中没有主、客二分观念，人与自然是浑然相处的。他说：“中国哲学亦未以第一节所述之知识问题（狭义的）为哲学中之重要问题。其所以，固由于中国哲学家之不喜为知识而求知识，然亦以中国哲学迄未显著的将个人与宇宙分而为二也。西洋近代史中，一最重要的事，即是‘我’之自觉。‘我’已自觉之后，‘我’之世界即中分为二：‘我’与‘非我’。‘我’是主观的，‘我’以外之客观的世界，皆‘非我’也。‘我’及‘非我’既分，于是主观客观之间，乃有不可逾之鸿沟，于是‘我’如何能知‘非我’之问题，乃随之而生，于是知识论乃成为西洋哲学中之一重要部分。在中国人之思想中，迄未显著的有‘我’之自觉，故亦未显著的将‘我’与‘非我’分开，故知识问题（狭义的）未成为中国哲学上之大问题。”这里说得很清楚，由于中国哲学从未将个人与宇宙分为二，“我”不能独立出来，不能解放出来，从而也就没有“非我”，这样主客之间、天人之间就不能萌发西方哲学中所发生的“我”对“非我”的好奇与认识的冲动。换言之，科学发生的基本模式在中国哲学中都不曾建立，怎么会有进一步的科学学说和原理的需求？冯友兰说：“正因为中国的理想是取享受而舍力量，所以中国不需要科学，即使依培根所说，科学出力量。我刚才说过，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实性，因为他们希望知道的只是他们自己；同样地，他们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希望征服的只是他们自己。在他们看来，智慧的内容不是理智的知识，智慧的功能不是增加物质财富。在道家看来，物质财富只能带来人心的混乱。在儒家看来，它虽然不像道家说的那么坏，可是也绝不是人类幸福中最本质的东西。那么，科学还有什么用呢？”[8]既然天人一体、主客不分，那么科学的确实性与科学的力量对中国人而言纯属是多余。张岱年将中国哲学特点准确地概括为“一天人”，他说：“中国大部分哲学家认为天是人的根本，又是人的理想；自然的规律，亦即当然的准衡。而天人之间的联系者，多数哲学家认为即是性，人受性于天，而人的理想即在于尽性；性即本根，亦即道德原则，而道德原则乃出于本根。此种倾向在宋明道学最甚。邵子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观物外篇》）程明道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语录》）程伊川说：‘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人则为人道。’（《语录》）天与人，本来一体。天道与人道，只是一道。天人既无二，于是亦不必分别我与非我。我与非我原是一体，不必且不应将我与非我分开。于是内外之对立消弭，而人与自然，融为一片。西洋人研究宇宙，是将宇宙视为外在的而研究之；中国人则不认宇宙为外在的，而认为宇宙本根与心性相通，研究宇宙亦即是研究自己。中国哲人的宇宙论实乃以不分内外物我天人为其根本见地。”[9]张岱年指出，中国哲学将“天”视为“人”的根本，而把“天”与“人”联系起来的是“性”，人受“性”于“天”，因而“人”与“天”的关系通过“性”解决，而“性”又是道德原则，道德原则来自“性”，因而“人尽性”便成为处理天人关系的方式。这种方式即意味着天人一体，“我”与“非我”一体，宇宙在我心中。因此，中国哲学不像西方哲学那样将宇宙作为一个外在对象来研究，而是作为内在德性来研究，因为研究“心”就是研究宇宙，研究“我”就是研究“非我”。可见，依照科学认知范式，中国哲学在主客关系上的态度就是“主客不分”。
三、以“模糊笼统”为思维方式。
以往关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也有许多论说，有人认为是抽象思辩，有人认为是直观类推，也有人认为是归纳演绎，这些观点因取材不同而有其合理性。不过，基于科学认知范式的判断，中国传统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特点只能定性为模糊、笼统、综合，而非清晰、明确、分析。严复较早接触西方的自然科学，对科学方法十分崇拜，因而他非常自然地拿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与中国哲学思维方式做比较。他说：“盖西学自希腊亚理斯大德勒以来，常教学人先为界说，故其人非甚不学，尚不至偭规畔矩而为破坏文字之事也。独中国不然。其训诂非界说也，同名互训，以见古今之异言而已。且科学弗治，则不能尽物之性，用名虽误，无由自知。”[10]就是说，中国传统哲学虽有训诂，但不是界说。所谓界说，就是对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外延，给予确切、简要的说明。但中国哲学没有这个东西，故与逻辑思维相悖；中国哲学不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不能全面地概括事物的特性，所以即便用错了名词，也不能自己纠正。这都反映出中国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模糊、笼统与混乱。严复举例说：“有时所用之名之字，有虽欲求其定义，万万无从者。即如中国老儒先生之言气字。问人何以病？曰邪气内侵。问国家以何衰？曰元气不复。于贤人之生，则曰间气。见吾足忽肿，则曰湿气。他若厉气、淫气、正气、余气、鬼神二者之气之良能，几于随物可加。今试问先生所云气者，究竟是一何名物，可举似乎？吾知彼必茫然不知所对也。……出言用字如此，欲使治精深严确之科学哲学，庸有当乎？”[11]“气”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气”用于指示的意涵过于丰富多彩，什么厉气、淫气、正气、邪气、阴气、阳气等，任何物事都可用“气”表示与说明，从而导致人们在实际生活中难于分辨“气”的内涵，一个概念的内涵如比混乱，怎能清晰地表达哲学思想和观念呢？熊十力认识到，中国哲学对事物的把握并不是建立在清晰的分析上的，而是建立在笼统的判断上的，他说：“中国的哲学不似西哲注重解析。此个问题甚难置答。据我推测，大概中国人生在世界上最广漠清幽的大陆地方，他底头脑深印入了那广漠清幽的自然，他底神悟直下透彻了自然的底蕴而消释了他底小我。易言之，他底生命与自然为一。儒家‘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老子底‘返朴’，庄子底‘逍遥游’。这些话都是表示他大澈悟大自在的真实境界。因此他不愿意过计算的生活，不肯把本来浑全的宇宙无端加以解析，不肯把他本来浑一的生命无端分作物我，别了内外。他见到分析是因实际生活方面而起的一种支离破碎的办法。他并不是故意反知，却是超出知识猜度的范围而握住了真理。因此，应该说他是超知识的。”[12]熊十力以儒家“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老子底“返朴”、庄子底“逍遥游”等来说明中国哲学追求的是大澈悟大自在真实境界，但这种“大澈悟境界”虽然具有超知识性、神秘性，但却是非分析的、浑然的、猜测的，因而说到底是一种模糊、笼统的思维方式。张岱年则用了更多、更具体的案例说明中国传统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模糊性、笼统性。他说：“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很多哲学家推崇直觉。直觉也是一个近代的名词，在古代称之为‘玄览’或‘体’（即“体认”、“体会”之体）。老子云：‘涤除玄览，能无疵乎？’（十章）又说：‘不窥牖，见天道。’（四十七章）所谓‘玄览’，所谓‘见天道’，都是指对于天道的直觉。这直觉是超乎一般感觉经验。庄子不但要求超越感官经验，更要求超越理性思维，宣称‘无思无虑始知道’（《庄子·知北游》）。忘耳目、超思维，这种境界，称为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同书《大宗师》）惟有忘却自己，与最高的道（“大通”）合而为一，才能达到最高的认识。张载讲‘体物’，他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正蒙·大心》）体物即消除了物我的对立，自我，以天地万物为我，这样来认识天下之物。朱熹解释所谓‘体天下之物’的‘体’字说，‘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见其理’（《朱子语类》卷九十八）。所谓‘置心物中’正是近代所谓直觉之义。”[13]在张岱年看来，无论是老子超乎感觉经验的“涤除玄览”，还是庄子无思无虑的“坐忘”，无论是张载消除了物我对立的“体物”，还是朱熹以心知天的“置心物中”，都主动地消除了物我区别，都是模糊不清的直觉，都是缺乏科学理性、科学分析的思维。
四、以“玄谈臆想”为议论风格。
哲学在议论天下事象时，是实事求实？还是踩虚踏空？是据实求证？还是玄测臆想？依科学认知范式判断，中国传统哲学的议论风格之特点偏向玄谈、臆测。哲学对物事要做评估，对学说要作评论，对结论要做判断，我们概括为“议论风格”。以自然科学立场看，中国哲学的议事风格表现为玄虚之论、臆造之言比较多些。严复浸润西方思想文化多年，有切身的感受和理解，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国哲学臆造之风较盛。他说：“西学之所以翔实，天函日启，民智滋开，而一切皆归于有用者，正以此耳。旧学之所以多无补者，其外籀非不为也，为之又未尝不如法也，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媛姝者以古训而严之，初何尝取公例而一考其所推者之诚妄乎？此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14]就是说，中国古代也有演绎法，但由于这种演绎法的基础不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因而容易走向玄谈，流于空疏之学，于国计民生有害无益。他举例说：“夫陆王之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自用而已。自以为不出户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与其所谓知者，果相合否？不迳庭否？不复问也。自以为闭门造车，出而合辙，而门外之辙与其所造之车，果相合否？”[15]就是说，陆王心学以“心”为法，不问“心”外世界色彩，不问“心”外世界的变化，光凭“心”发表议论，逞意、必、固、我之气，唯我独尊，唯“心”是从。严复认为，这种风格是十分可怕的。他说：“不实验于事物，而师心自用，抑笃信其古人之说者，可惧也夫”[16]熊十力并不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实证精神，没有科学观念，但他不能容忍中国哲学在议论风格上表现出来的玄谈、臆想、空疏等缺陷。他说：“凡哲学家立说，以经验界之知识为依据者，若注重质测之术，以矫空想之弊，则虽不足以深穷万化之原，而于物理世界必多所发明，即可由此以发展科学，西洋哲学大概有此长。中国之学，超物而达于神化，非知识的。若其不务质测而好逞空想，则将本经验界之见地，而应用到玄学上去，悬空构画，以组成一套严密的理论，而说宇宙人生如是如是。”[17]就是说，西方哲学以经验界知识为根据，注重实验之术，所以于物理世界必多所发明，但中国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既不以知识为根据，也不注重实验，反而好空想、喜玄谈，于科学进步、人生丰华都不利。在获得真知的程序上，张岱年认为中国哲学注重的是神秘的觉悟与缺乏根据的推理，而轻视理论的说明、逻辑的论证。他说：“重了悟而不重论证。中国哲学不注重形式上的细密论证，亦无形式上的条理系统。中国思想家认为经验上的贯通与实践上的契合，就是真的证明。能解释生活经验，并在实践上使人得到一种受用，便已足够；而不必更作文字上细微的推敲。可以说中国哲学只重生活上的实证，或内心之神秘的冥证，而不注重逻辑的论证。体验久久，忽有所悟，以前许多疑难涣然消释，日常的经验乃得到贯通，如此即是有所得。中国思想家的习惯，即直接将此所悟所得写出，而不更仔细证明之。所以中国哲学家的文章常是断片的。”[18]在张岱年看来，中国哲学既不注重形式上的细密论证，也没有形式上的条理系统，它满足于生活经验的解释，对于经验无法说明的现象，则诉诸于内心的神秘冥证与没有任何科学知识根据的推演，所以其议论不能不陷于空疏妄谈。总之，依科学认知范式，中国哲学欠缺科学所要求的实验、实证，非但欠缺这些“科学元素”，而且被玄谈、空疏、臆造等“非科学元素”所挤占，因此说，科学认知范式这面魔镜，使中国哲学中的“妖”现了原形，只有驱逐这些“妖”，中国哲学才能回到人间。这应该是中国哲学者以科学认知范式认知、理解和评价中国传统哲学的初衷之一。
如上即是在科学认知范式下所获得的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认识，虽然这些判断有着充分的根椐，但有几个紧要的问题需要做进一步澄明。首先，有助于更加全面认识中国哲学。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分析、研究与判断，可以依靠任何可能的坐标和方法，但这个坐标和方法必须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国传统哲学。科学认知范式的意义之一就在此。由于按照科学认知范式的主张，哲学研究的对象或内容必须包括自然界及其奥秘，哲学所主张的主客关系必须承认主客两分，哲学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必须有理性逻辑思维，哲学议论事象必须是实事求证。因此，如果中国传统哲学的表现与此相反，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也就基本上可以确定了。而且，在科学认知范式应用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更加具体的、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细节。其次，有助于更新、丰富中国传统哲学特点。中国传统哲学特点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即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就意味着中国传统哲学特点具有动态中生长、丰满的特性。汉代哲学对于先秦哲学有了新发展，隋唐哲学对于汉代哲学又有了新发展，宋明清哲学对于隋唐哲学又有了新发展，20世纪哲学对于宋明清哲学又有了新发展。而这种现象的发生，既是不同时代人民实践智慧的凝集与升华，同时也因为不同时代都程度不同地吸收了新的哲学思想与学说，其中，佛教、西方哲学的影响最为鲜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以科学认知范式为坐标所揭示的中国传统哲学特点，同时也是提示中国传统哲学在特性上必有需要更新、完善之处。这正是科学认知范式又一意义。最后，科学认知范式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判断是相对的。虽然科学认知范式对于认识、丰富中国传统哲学有着独特的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结论具有绝对意义，相反，其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判断是相对的、有限的，即不能将科学认知范式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特点判断视为对其他特点的否定。这是因为，第一，在科学之外，尚有其他坐标与方法可为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特点提供服务，而且这种服务的结论同样是有助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更新与完善的，如人文认知范式的应用，即有此效果；[19]第二，应用科学认知范式分析所获得的结论也不全然合理，如关于议论风格“玄谈臆想”的判断，并不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哲学本貌；因此，科学认知范式的效应是需要我们谨慎对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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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论文参考文献
文献资料是多类型的，包括是学术著作、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研究报告、研讨会论文、政府部门的资料与数据汇编、国家政策文件等。
当前，很多毕业生写论文参考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期刊论文、学术著作和学位论文，对国家政策文件、研究报告、研究会论文等关注不够，因此参考的文献类型较少，出现比较片面、或研究不典型的情况。
从学术研究上来说，这两者是同等重要的，但是对于一些特殊专题来说，研究后者可能更有价值。
比如国家政策不仅包含过去的研究成果，也包含目前研究的热点、前沿问题，是研究中不可忽视的文献。
所以，文献综述要尽可能参考不同类型的文献资料，做到全面有力。
二、过度依赖已有的研究成果。
学术研究是渐进的过程，新的研究要依赖于过去已有的'研究成果，但是，过度依赖就成为一种简单的重复。
目前，不少研究生写文献综述时，很难跳出别人的研究思路框架，不自觉的重复别人的观点，或者用目前已有大量参考文献的研究领域作为选题，这些都是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过度依赖的表现，这也导致很难有学术创新成果。
所以，写文献综述时，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文献综述是为了找到的研究起点。
在文献综述写作过程中，不能过度依赖已有的研究理论或观点，大胆的做出突破。
三、否定已有研究成果。
有些研究者在表达自己观点时，热衷于否定已有研究成果，并以此来凸显自己研究的原创性。
要知道，文献综述要坚持全面性原则，批判与肯定同时进行，当方面的批判或肯定都是不理性的，也是不客观的。
目前，很多毕业论文总是喜欢说自己的研究填补了空白，对别人的研究不能给予客观的评价。
然而，其所谓的空白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研究意义重大但实在太难没人研究；二是研究没有意义或价值所以没人研究。
其实，从根本上来说，这样的研究空白是有风险的，更何况，为了凸显自己而极力否定他人研究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理性的，没有价值的。
所以，我们在写文献综述时，应该客观的评价已有的研究成果，避免对其局限性大做文章，这是对研究者的尊重，也能保证自己研究的客观性。
四、简单罗列文献。
文献综述应该是通过寻找各种文献的内在关联来实现学术增值，而不是对已有文献的简单罗列。
有些研究者在写文献综述时，会不自觉的将文献罗列在一起，将各种没有关联的文献罗列在一起确实会比较容易，但这只能是一种低水平的描述型文献综述，很难获得审稿人的认可。
由于文献繁多，很多原始文献是比较凌乱无序的，所以，作者写文献综述时，首先要对原始材料进行整理，即订正那些错误的材料，补充那些缺漏的材料，区分哪些材料是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哪些是过时的。
其次，要对原始材料进行强有力的关联论证，即找出这些原始材料之间的内在关联，诸如今天的研究跟过去的研究有什么关联，未来的研究同今天的研究有什么关联。
最终在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引导下来写文献综述。
科技论文参考
科技馆作为非正规教育场所，绝大部分展项为可操作动态展品。除了展厅现有的辅导讲解、实验表演等教育活动外，在展厅工作的辅导教师可以将展厅展品作为依托，开发探究式教育活动，让观众在操作展品的同时能从中获取直接经验，体会科学带给自己的乐趣。
科技馆；非正规教育；探究；直接经验。
如今，我国的科技馆事业较从前有了飞速发展。“公众理解科学”的逐渐渗透，以及越来越多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拓宽了中国科技馆人的思想和视野。中国的科技馆不再仅局限于常规教育展览，临时展厅、特色主题教育活动已成为常态化的展览、展示教育手段。随着观众对科学知识的渴求程度的逐步提升，在辅导讲解、各类表演之外，也可改变教育活动的形式，让参与者从中获取直接经验，有所感悟和收获。
在大多数观众眼里，科技馆是一个休闲、游览、甚至娱乐的场所，带着学习目的前来的观众并不在多数。此外，展品数量多、展厅面积大，观众的参观经常是随机无序的。因此，科技馆需要开展一些教育活动与常设展览并行，由活动组织者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参与者提供学习的条件，并令他们从中获取知识和心得。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各个博物馆、科技馆中都采用了这种展览和教育并存的模式。科技馆内的动手参与展项较多，为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有必要在教育活动模式上进行更多探索和改进。
探究式学习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施瓦布在1960年左右提出的[1]。早在20世纪初期，教育家杜威便提出了探究学习的初始观念。在美国，学生从幼儿园时期便开始体验探究式教学。
美国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2061”计划以及科学素养导航图，更是为美国的探究式学习提供了非常完备的理论依据。在温·哈伦编著的《科学教育的`原则和大概念》一书中，着重写到了科学教育应致力于的几方面：“理解科学的大概念（包括科学概念、关于科学本身和科学在社会中所起作用的概念）；收集和运用实证的科学能力及科学态度。”它强调了学生获取的科学知识中应该至少有部分是从不同形式的科学探究经验中获得的。
美加地区的很多科学馆都是提倡让观众进行亲身“动手”与“参与”。让观众在亲自动手，获探究式学习时代。博物馆策划、设计、制作具有观众参观性的陈列展览或其他活动项目，使人们不仅可以亲自参与动手操作，同时还要用脑思考，从而对有关内容获得真正的认知。经过多年发展，欧美非正规教育场所的探究式活动已经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
在非正规教育场所（如科技馆、博物馆等）尝试推广探究式教学法有其积极意义。科技馆作为非正规教育场所，有必要在探究式学习方面做出尝试和贡献；并具备让学生亲身操作体验、还原实验情境、获取直接经验的硬件资源和条件；代写本科论文此外，带领学生展开探究学习可以提高科技馆辅导教师的教学水平。
在探究式教育活动的开发前期，展品范围的选定十分重要[2]。在科技馆展厅中的展品往往分为几大类：以图文版、模型等形式为主的静态展示展品；将核心科技原理提炼出来，并直观地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动态演示型展品（如双曲隧道、伸缩的线圈等展品）；实现原理展现的同时，还可以模拟再现科学实验场景，为观众营造体验科技、了解科技情境的参与体验型展品（如法拉第实验、手蓄电池等展品）。
由于展厅内观众流动性较大，参与体验型的展品往往能让观众深入其中，并有兴趣了解展品背后的人文历史故事。辅导教师应该选定参与体验型展品为活动依托，并对展品展示内容通过模拟再现科学实境的形式，引导观众操作、观察、体验展品，把展品看作是科学实验装置，让参与者进行相关探究实验，并与同伴展开交流、讨论，通过展品所展示的科学现象，自己发现和得出结论，从中获取直接经验。
参与者通过这样一个有系统的探究式活动，不仅可以对现有定理、结论有一定的掌握，还能够通过科技发展的进程更直观地加深对科技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并培养敢于质疑，勇于实践探索的科学精神，使教育活动的效果由“知识与技能”上升到“过程与方法”乃至“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层面”。
来科技馆参观的观众年龄层次分布较广，在活动设计的前期，要对观众的年龄层和需求进行系统分析。
通过统计，观众主要分为五类：
通过表1不难看出，观众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因此在探究式教育活动策划初期，需要特别聚焦在某一个群体，再针对选定群体的特性进行活动主体设计。由于10岁以上的青少年已经具备一定的理解分析能力，并有学校老师来做系统组织，因此，展厅内的探究活动更主要侧重于小学高年级和中学生。
要做一场真正的“探究”式活动，首先要明确“探究”的定义。与传统活动的不同之处在于，参与者需要自己去搜集例证、得出结论并进行验证。在选定适合的展品和确定面向对象（中学生为主）之后，还需要确定本次活动要达到的目的。例如，“让同学们对原电池的构造有更形象化的认识”，辅导教师需要把活动针对的目标作为基础，筛选具有探究性质的展品进行分析和内容设计。
每一个较为成熟的教育活动实施前，都需要进行大量的准备、预演、试讲工作。探究式教育活动更是如此，让参与者进行探究活动之前，辅导教师需要针对活动的流程进行反复测试，以中国科技馆探索与发现a厅的活动《手蓄电池探究式学习》为例，辅导教师在活动前期，对吸水纸蘸盐水、肥皂水、醋、洗衣粉等均进行了反复测试并记录数据。最终选定了与最初伏打实验中一样的盐水作为活动材料。与此同时，辅导教师尝试了多种正确或错误的伏打电堆搭建方法，站在参与者的角度进行思考、比对并分析，为活动开展的顺利进行付出了大量努力。
[1][美]《国家科学教育标准》科学探究附属读物编委会.科学探究与国家科学教育标准——教与学的指南[m].科学普及出版社，2010，9.
[2]朱幼文.科技馆教育的基本属性与特征[z].第十六届中国科协年会，2014.
[3]张云飞.馆校结合中展教资源的开发和利用[z].
[4]中国科普理论与实践探索——公民科学素质建设论坛暨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r].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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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技点亮生活，节约铸就财富。
4.黄昏过后，真彩依旧。
5.绿色照明新时代。
6.照亮全世界的光芒。
7.让我们用心点亮世界。
8.理性照亮世界，led奉献光明。
9.专业就是赢家。
10.美丽的星星组成天上的街市，让我们的梦想一起飞翔。
11.精彩世界，缤纷呈现。
12.一心凭科技追求卓越，双手献真诚创造辉煌。
13.以专业品质赢得市场，以合理价格率先行。
14.让世界更明亮。
15.追求卓越品质，缔造多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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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初探旅游地中心文化递减规律的伦理。
3、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的文化交流与互动研究。
4、浅谈当代中国旅游文化播传播。
5、导游与民俗旅游文化的传播。
6、中西方旅游文化思想的对比研究。
7、论旅游产业与旅游可持续发展。
8、(中国)西方建筑艺术与旅游产业的发展。
9、近代中国的出境旅游思想的分析。
10、古典。
诗词。
与××地区旅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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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一般作为一章编写，但不加章节号。绪论应包括：本研究课题的学术背景及理论与实际意义;国内外文献综述;本研究课题的来源及主要研究内容。
论文主体是学位论文的主要部分，应该结构合理，层次清楚，重点突出，文字简练、通顺。论文主体的内容应包括以下各方面：
1、本研究内容的总体方案设计与选择论证;。
3、本研究内容的理论分析。对本研究内容及成果应进行较全面、客观的理论阐述，应着重指出本研究内容中的创新、改进与实际应用之处。理论分析中，应将他人研究成果单独书写，并注明出处，不得将其与本人提出的理论分析混淆在一起。对于将其他领域的理论、结果引用到本研究领域者，应说明该理论的出处，并论述引用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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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的论文参考
据国际能源署(iea)估计，全球消耗的电能中有19%是用于照明。因此，近年来，世界各国纷纷致力于以更高能效的方案来替代低能效的白炽灯光源。而随着发光二极管(led)在流明输出及光效方面持续快速进步，同时，平均每流明光输出的成本也在下降，再结合led在高指向性、长寿命和低维护成本等方面的优势，led照明(也称固态照明，或ssl)成为一种极为引人注目的替代解决方案。
针对固态照明的能效规范要求为了促进节能，世界各地的政府机构或规范组织制定了不同led照明规范，主要体现在对功率因数(pf)的要求方面。如欧盟的`国际电工联盟(iec)规定了功率大于25w照明应用的总谐波失真性能，某些地区的其它国际标准也适用这规定。
另外，美国能源部制定及发布了针对固态照明灯具的“能源之星”标准。这项自愿性标准包含针对常见住宅和商业照明灯具(如嵌灯、橱柜灯和台灯)的系列要求，涵盖最低流明输出、总体光效、可靠性目标、光色温及一系列其它关键系统级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标准中并不直接包含电源能效要求，但包含功率因数要求，即不论是何种功率等级，住宅应用要求的pf大于0.7，商业应用要求的pf大于0.9，而集成led灯光的要求是pf大于0.7。当然，并非所有国家都绝对强制要求在照明应用中改善功率因数，但某些应用可能有这方面的要求。
例如，公用事业机构可能大力推动拥有高功率因数的产品在公用设施中的商业应用。此外，公用事业机构拥有/维护街灯时，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决定是否要求产品拥有高功率因数(通常大于0.95+)。13wled嵌灯设计示例1)参照代用标准确立最大负载设计目标以“能源之星”的固态照明灯具标准为例，这标准包含决定灯具光效的总体性要求；实际上，这标准是一个系统级标准，涉及所选led、现场工作温度、光学组件、驱动器电源转换能效等。
灯具开发人员因而可以在led的选择、光学组件的使用、热管理方案、驱动器拓扑结构及设计方面折衷取舍，从而符合整体要求。下表列举了“能源之星”1.1版住宅及商业应用固态照明规范1.1版对嵌灯的关键系统要求。
表1：“能源之星”1.1版住宅及商业固态照明规范之嵌灯关键要求。最常见的嵌灯是较大孔径类嵌灯。对于住宅及商业应用而言，除了功率因数方面的差别，设计人员能够灵活地使用中性及暖白光led。从表1中的最低要求可以看出，要获得575流明的最低输出，最大输入功率阈值约为16.4w。由于没有直接适用的led驱动器能效标准，可考虑将“能源之星”2.0版外部电源(eps)标准作为代用标准。根据eps2.0标准，额定功率在1到49w之间的标准电源的最低能效要求为0.0626×ln(pno)+0.622。
因此，符合这标准的12w额定功率电源的最低能效为77.7%，15w电源则为79.1%。由于led灯具标准基于输入插座能效，有必要将驱动器能效目标转换为有效的led负载。为了增加一些设计裕量，我们将最低目标能效定为80%。这样一来，led负载就为16.4w×80%，即13.1w。这样，我们就确定了最大负载设计目标。led光效受制于led制造商以及驱动电流和工作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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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是维系社会结构的纽带，是稳定社会的因素。
考虑到整个社会历史的变化，着眼于宗族本身历史的进程，才能将宗族发展的历史分期，从而更准确地研究宗族的历史发展轨迹及其发展规律。
宗法（宗法性）制度及其观念，与等级制度及其观念，是贯穿全部中国历史的两大制度及观念，体现宗法（宗法性）制度与观念的宗族，无疑是中国历史的及其重要部分。
应该说，宗族是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流布最广泛的社会组织，拥有的民众之广泛为其他任何社会群体所不能比拟，宗族关系是人们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它作为民众自己的组织，在其内部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难能可贵地具有某种“自治”性质。
本文将从宗族的界定、宗族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及宗族发展的规律三方面浅谈宗族的发展。
一、宗族的界定
什么叫做“宗族”？最早为宗族下定义的是《尔雅·释亲》：“父之党曰宗族”，所谓“父之党”之“父”也即是指父系的，同时也应该理解为有明确父系祖先的，亦即是说它是一种父系的较大型的亲属组织。
东汉郑玄对“党”做了注释：“党，五百家”，意指是由家聚合而成的大规模的集团。
关于“宗”，许慎《说文解字》解释说：“宗：尊祖庙也。”也就是说，宗法的“宗”的本义是宗庙，这说明宗法制的纽带是血缘。
东汉班固《白虎通·宗族》中说到：“宗，尊者尊也"，说明宗法制的形成有利于凝聚宗族。
关于“族”，《说文解字》解释说：“族：矢锋也，束之族族也。”《白虎通》中说到：“族者，凑也，聚也”“上凑高祖，下凑玄孙”，这说明宗族是聚合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由高祖到玄孙不同辈分的各代人分别组成的。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认为：宗族是由宗界定出来的证明父系继承关系的群体，它可以是缺乏实际社会功能的人群范畴，也可能是带有各种不同功能作用彼此互动的社会群体，既是内部关系比较清楚的宗族，也是内部关系松懈的同姓继嗣群体。
二、宗族的历史发展轨迹
宗族由于内部矛盾运动及其受相关事物的影响，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
从殷周到现代，宗族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分别是先秦、秦到唐、宋元明清以及近现代时期。
下面将简单分析宗族在各个时期的发展状况。
（一）世族世官的宗族制的盛衰（先秦）
宗族的发展首先要追溯到先秦时期，其特征是宗族制与贵族制及政治制度相结合。
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逐渐形成了父系宗族组织，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它即处在世族制与分封制的政治制度下缓慢而不断地演变和发展。
“先秦时期就存在世族制，就存在世代仕事为官，世袭官爵的家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世卿世禄或世官世禄。”夏商时期便有区分直旁系的继承制度、嫡庶制度、宗庙制度和祭祖制度。
商代的宗族虽说仍是一种血缘组织，但与原始社会时期的氏族组织相比较，已有本质的区别，宗族内部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有明确的等级划分和地位差别。
受商代宗族的巨大影响，西周形成了严格的宗法制度，它的特点是“宗子之法”，即注重嫡长子继承和大小宗的差异，核心是维护宗子特别是大宗的权威。
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世族制的瓦解，宗族衰微了。
宗族的衰微不等于宗族瓦解，宗族依然存在，宗族的一些制度和原则也依然存在。
（二）士族宗族制的兴衰（秦—隋唐时期）
秦唐间宗族与先秦不同，一是民间宗族在皇族以外发展了，宗族组织较前普遍，但仍以官僚家族为多，是宗族制度民间化的第一个阶段。
二是君统与宗统分离，君权与族权关系演进到第二个阶段。
三是修谱活动大发展，成为官修谱牒的黄金时代。
六国遗留的豪强，到两汉与官僚结合，发展成为世家豪强，所谓“世吏二千石”家族，也可以说是世族。
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使世族进一步与官僚结合，正式成为士族。
两晋南北朝又从世代为官的家族和北方少数民族中产生一批新士族。
北魏实行定族姓的政策，巩固了士族的地位。
由于寒族势力的上升，并经过隋末战争的打击，到隋唐士族势力衰落，地主制经济的发展与唐末农民战争的结果，使士族作为一个等级退出历史舞台。
（三）科举制下祠堂族长宗族制的成长（宋元明清时期）
唐末农民战争及五代的战乱，给予门阀士族以毁灭性的打击，战乱也导致人们大批地背井离乡，迁徙他方，原有的血缘与地缘结合的社会结构被破坏了，随着经济上标志土地进一步私有化的租佃制和政治上科举制的巩固，给予宗族社会的变迁以深刻的影响。
加强宗族的血缘凝聚力、防止组人的贫富分化以及确保士大夫家庭长享富贵，成为重建宗族制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这一时期宗族制的特征是：宗族通过祭祖及建立祠堂、选族长、修族谱、设族田、建族学使之组织化。
体现了民间社会组织的普及化与自治化。
这时宗族组织与国家政权分离，体现出民众化的特点，但二者之间又有着很强的互动关系。
（四）宗族的变异（近现代时期）
近代、现代的宗族有的保留传统因素，基本上与明清时代一样，它们没能反映变化了的宗族时代特点，而有些宗族则与从前的宗族有了重大区别，表现在：组织原则和形式：近代西方议会制观念在中国传播之后，一些宗族召开宗族会议，决定宗族大事，以此削弱族长权力。
血缘原则受到一定破坏：宗亲会吸收成员，以同姓为原则，甚而异姓联宗，合数姓为一组织，不再像过去严格执行排斥同姓不宗的同宗法则。
宗族功能发生变化：在近代，宗族规约中有反对吸食、贩卖鸦x的条文，表现出爱国主义精神;在海外的宗亲组织，许多参加反满运动，成为反对清朝的社团。
在现代，有些宗亲会宣扬保持中华文化传统，可知宗族政治功能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三、宗族发展的规律
纵观宗族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有四个特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宗族制度的演变，总的趋势是逐渐削弱，有时削弱得很严重，但不妨碍它在某些方面的复苏发展。
二是民众化的发展，即由贵族为基本成员的群体，发展到以平民为主体的组织，由社会上层人物为管理人，逐步演变为士人和平民掌握的组织。
民众化，使其自身得到发展，成为经久不衰的社团。
三是宗族功能的变化，其政治功能在古代是宗族基本功能，这种功能一直保存到近现代，但其作用不断下降。
四是宗族的宗法性质由强变弱，先秦的宗族内部具有严格的等级性，大宗统治小宗，族人人身依附性强烈。
宗族的宗法性质，变成带有一定的宗法性，在向民主性转变，而到近代族会出现，完成这种过渡。
四、结语
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宗族活动，联宗续谱有一定普遍性。
对于宗族活动存在的现实，有一个如何认识、如何对待的问题。
对宗族进行研究有三个实用价值：一，寻找现在宗族活动与历史上宗法活动的联系、异同，以便明了宗族活动的特点。
二，为海外华人寻根问祖提供便利，有利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践。
三，发扬宗族文化的精华，建设新时代的家庭文明。
所以，宗族的研究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通过对宗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认识宗族。
【参考文献】
[1]郝懿行。《尔雅义疏（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04。
[3]班固。《汉书白虎通义》，中华书局，1975。
[4]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04。
[5]班固。《汉书白虎通义》，中华书局，1975。
[6]冯尔康。《中国宗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4页。
[7]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