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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概论文
xx暑假已经到来，许多的学生放假在家。他们每天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还可以进行体育锻炼，参加各种补习班，或外出旅游等等。假期本就是一个放松的时间，可以随性所欲。
二、问题的提出。
轻松愉快的暑假是每一个中小学生所向往的。那么，在暑假期间学生们又在做些什么呢?他们是在家复习功课，和父母出门旅游，还是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培养自己的特长等等。中小学生的暑假还存在哪些问题?学生们的暑假究竟该怎样度过?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对当地的中小学生的暑假生活进行了调查。
三、正文。
现在多数的家庭父母都有自己的工作，平时父母上班，孩子上学。可到了暑假，学生常常是自己在家。没有了父母和老师的看管，这些未成年人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吗?处在这样一种无组织、无规律的生活之中，学生的人身安全是最大的隐患。
在走访的过程中发现，超过6成的学生在暑假期间是独自在家，没有父母或其他大人的照看。他们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看电视，什么时候出去玩，什么时候参加课外的补习班……尽管每个学生的暑假生活会有所不同，但基本的内容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网吧是多数学生打发假期时间最常去的地方，另外，暑假天气炎热，很多学生为了避暑去野浴，这都是很危险的行为。据调查，本市有一半以上的中小学生，整天泡在网吧或是游戏厅里，给孩子们生命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也给家长的工作和学习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如家住本市湘北市场姓王的同学，今年14岁，暑假的第一天进游戏厅玩耍，另一个姓杨的同学上前找王要游戏币，王不肯，杨便操起椅子向王猛砸，尔后又用木棒打其后背，将王打得鲜血直流，晕倒在地，终因抢救不及时，流血过多而死亡。又如一姓胡的孩子暑假在家无所事事，便和几个同学去附近农村的坝里游泳，胡本来还会游几下，但由于水草缠身，一时慌张，弄不清方向，他拼命地往深水处挣扎，终因体力不济而活活淹死。其年近七十的奶奶突闻噩耗，一时支持不住，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而死亡。
如果这些学生有大人的照看，有人来管理他们的生活，这些惨剧或许就不会发生……但既然已经发生，我么就要从中吸取教训，避免类似时间的再次发生。
暑假的时间很长，很多家长并不放心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于是，家长为孩子报学习班，既希望能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又能让学生的生活有些规律，毕竟学习班里有老师看着学生，情况会好些。
根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32%的中小学生在暑期中参加了课外辅导班，但喜欢参加课外辅导班的孩子数只占6%。数据显示，家长在孩子学费上的支出占所有支出的65%，学习科目主要集中在英语、计算机、数学、文艺等方面。其中，28%的家长希望孩子通过参加暑期活动来提高学习成绩，26%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提高学习兴趣。
所以在暑假期间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的学生背着书包坐公交车到各各学习班上课。商家也看准这个时机，开设各类的补习班招揽生意。
作为“假日经济”的一种延伸，长达两个月的暑期成为不少商家获得经济效益的“黄金时期”。这对有些孩子而言，假期却十分难过，他们那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又会给他们报上各种各样的学习班、特长班，对此，家长们也有自己的难处。
通过对所的数据的频数分析可以看出，大一学生的课外时间最多，平均达到每天六小时，而大三学生的课外时间相对较少，平均每天两小时。如图课外时间柱状分析图。
在调查中显示大学生对课外生活自我安排的态度可以看出，50%同学都是稍微安排自己的课外生活，余下的部分，约有10%是仔细安排，而大多数都是无所谓或者不安排，由此可见大学生对自己的课外生活都是没有自主安排得，由此窥视出大学生的课外生活质量出于一个不理想的水平之上，亟待解决。
大学生的课余生活类型以娱乐主导为主。
根据某种活动在课余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为标准，可简单地将大学生课余生活分为学习主导型、活动主导型、运动主导型、娱乐主导型等类型。在学生课余活动中选择率最高的是上网，占89%，而睡觉、玩手机、体育运动等也分别占55%、445和35%，这说明大学生课余生活类型是以娱乐主导为主。
对课余生活的利用情况。
大学生课余生活脱离了社会，不利于技能和经验的提高在大学生的课余生活中，做兼职、义工，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人很少，体现了大学生的课余活动脱离了社会，不利于大学生在个方面能力与技能的提高，也不利于大学生为走向社会做准备。
以上的种种数据从各个方面反映了目前当代大学生的总体课余生活的状况，对大学生的课余生活状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二)对比比分析。
1、不同性别的大学生课余生活的对比分析其中在购物和健身方面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在购物这一项上女生占36%，而男生只有16%;相反，在健身一项上男生占22%，而女生则7%。通过性别之间的对比我们不难得出，男女生之间的课外生活所存在的差异极大程度上是受各自性别因素上的影响。
2上网的学生多，使用时间长，上网目的不一。
从调查结果看，约40%的学生每天花2-3小时上网，占其所有课余时间50%左右，且12%的时间用于学习查资料，68.6%的时间用于聊天，上校内及论坛，看影视剧。这表明，网络在大学生课余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大学生也越来越钟情于这种新兴的娱乐学习方式。但仅有12%的上网时间用于学习查资料，其余大部分用于聊天，冲浪，游戏和看影视剧。可见，大学生的网络的学习价值和功能有待开发和提高。
3、上网的主要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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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概论论文
(一)教材与课程中存在问题。我国现在使用的教育心理学教材主要注重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强调实际服务，其二，偏重研究基础。我国过去的教育心理学课程大部分以面对教育实际为出发点，认为教育过程中的种种心理规律和现象都是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所以教育心理学的教材通常是从基础知识、技能培养、思品教育、审美水平、个别差异等方面进行组织，这样，实际上教育心理学就失去了其学科本身的学术价值和学科价值。随着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深入并且传入我国学术界，我国的教育心理学家为充分体现其学科的心理学特性并突出本学科的科学特性，走向了学术的另一个极端，即重视在实验室里的研究，相对忽视教学实践中的实际需要，使得我国的教育心理学研究与西方的“教育心理学”越来越接近。
(二)教学方式与评价的问题。教师在课堂进行讲演是我国在教育心理学教学中长期采用的方式。教育心理学的教学内容中往往要涉及到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合作学习与探索、人本主义的学生中心等主题，但是在实际的课堂中，又常常是教师拼命说，学生拼命记的教学模式，在这样的教学方式下，心理学的绝大部分知识对于学生来说只是纸上谈兵，学生不能充分理解和掌握心理学的核心知识，在日后的教学实践中也得不到有效的发挥，对我国教育事业的长久发展具有极大的.阻碍作用。此外，教育心理学的学习评价一直采用笔试考试的形式进行，而考试的内容基本上也是对基本概念和内容的考查。在此种教学方式下，考试前临时突击，考后全部忘掉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与当今社会对大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去解决实际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充分发挥创新、创造能力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此种教学模式不仅对学生自身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能力没有提升作用，对高等院校教学目标的实现也有极大的阻碍。
(一)优化课程结构体系。教育心理学是以学生学习特点、规律和条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其教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心理发展与教育、一般学习心理、分类学习心理、学习理论与教学、教学心理与教师等方面的内容。“心理发展与教育”主要是阐述维果斯基、皮亚杰、柯尔伯斯等人关于心理发展的理论;“一般学习心理”涉及到学习的动机、学习的迁移、学生的生理机制等问题;“分类学习心理”会涉及到建构知识体系、学习的策略、解决问题的方式、思想品德等方面的学习过程和促进以上方面的条件;“学习理论与教学”部分主要是关注基础理论知识，压缩旧理论的部分，突出新的理论和观点;“教学心理与教师”主要涉及到教学的设计、个别差异、信息技术应用等方面的教育。学习与教学心理在整体上前后呼应、相辅相成，在结构上，课程互为一体。
(二)重视实践操作。解决教育教学在实践过程中的问题是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最终目的，进而达到提高学习和教学质量的目标。所以，教育心理学的主题应该是问题解决、学习态度、知识学习、动机激发、态度与品德等内容。例如，在“知识学习”的过程中，要能通过组织系列直观、概括的活动能将简单的知识有效地掌握，也要对知识如何整合、概念如何产生等重点问题重点关注，对高级知识、高层次的学习过程和自我调节的学习过程给予充分的关注，并放在一定的高度。在“动机激发”中，对如何运用已有的成功案例对动机进行合理有效的激发是要特别重视的问题，例如，根据成败归因论组织进行归因训练，根据自我效能的相关理论进行自我形象的提升。在“态度与品德”的学习过程中，要对品德结构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并且要对社会规范对个人品德内化的过程和相关的理论进行相关的说明。此外，以上各方面的内容都需要有教育实际案例的支撑，编写相关的思考题、案例和讨论题目，引导学生进行多方面多形式的学习活动，通过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使学生在教育心理学的学习中真正具备实践的基础，对理论的理解有极大的帮助。
(三)更新教学内容。现代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主要方向为人本主义和建构主义，以学生为主体，关注学生在知识自主建构中的作用，在强调“教材”的同时，也要成为“学材”。对于“学习心理”、“品德心理”和“心理发展与教育”三个方面进行有效加强。强调学生为学习的中心必须要建立在充分了解学生的基础上，研究学生心理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规律，对以皮亚杰等为代表的心理发展理论和教育的深层含义做充分的说明和阐释。同时，需要全面了解学习的实质、过程和条件，从而能有效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在教育心理方面，要对教学设计、教学方式、教学评价给予充分的重视，并且要介绍在信息技术的条件之下的学习和教学过程。在个别差异的部分，需要主要介绍多元智能理论以及它在教育过程中的应用，同时，学习方式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要有所涉及。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深入理解“学生”和“学习”，从而对不同的学习领域学习过程和教学规律的理解和认识才能达到不一样的水平。
(四)对教学方式和评价手段的改革。将课堂讲授与师生讨论相结合。涉及到一些教育心理学的基本问题时，一般是教师在课堂上进行讲授，可以在教师讲授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加入到课堂中来，通过学生对教师讲授内容的质疑和讨论，促进学生的理解。课堂的教授应该倾向于精讲，对有关主题的内涵和逻辑的联系要有重点地突出，从而保证教学的质量。
(五)小组合作探讨与学习。充分利用学生的已有知识和生活经验，鼓励学生主动去探究知识并且运用知识，例如，知识的学习、技能的形成、社会规范的内化等问题的探讨。学生的主动学习与探讨知识，能够深化学生对于知识结果的理解，体验知识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从而进一步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实际操作过程中，个体要针对某一主题进行独立的探讨，进而对相关问题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之后学生之间可自由结组进行讨论，每人就相关主题的看法的观点进行交流，对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合作精神进行合理的培养。教师的最后总结和概括，保证相关主体理解的深度和知识的广度，从而保证教学的效率。
教育心理学是高校教育类课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探索其课程和教学的改革，为其他课程日后的改革提供经验与借鉴。要重视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主力军作用，也需要师生的配合、任课教师的整体综合协调，从而促进教育心理学的课程改革能够顺利进行。
传播学概论读后感
11《改变你的服装，改变你的生活》[美]乔治·布雷西亚。
12《睡眠革命》[英]尼克·利特尔黑尔斯。
13《过你想过的生活》[美]泰勒?本-沙哈尔。
14《你的身体，是一切美好的开始》[美]卡梅隆·迪亚茨等合著。
15《粉红牢房效应：绑架思维、感觉和行为的9大潜在力量》[美]亚当.奥尔特。
这本书是有积极心理学领域的权威专家，泰勒.本-沙哈尔。他想通过101个简单使用的方法+故事的模式，帮助我们主动寻找并创造人生中的各种可能性，拥有真正的幸福。不过说实话，看到第六个故事的时候，我已经看不下去了。
在我看来完全就是鸡汤加香菜的模式，而且是在一个特别大的锅里一起煮。作者想要用一个个智慧的故事来打动读者，可是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只有续当中的一段话让我感触颇深：“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做着选择，而这种选择，日积月累决定了我们的走向。对一段时间来说，我们可以选择用愉悦的心情度过，也可以选择用愤怒焦虑的时间度过。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只有主观意识发生改变，迫切的想要做某些事情，你的思维中不会把苦难当成痛苦，而是当做成功路上对自己的磨砺。
记得儿子英语班的老师召开家长会，对一些佛性教育家长说的一段话我记忆犹新：很多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活的快乐，不要那么辛苦，其实是帮助孩子放弃了自己做选择的权利。等他有能力做选择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选择项已经少的不能再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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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概论论文
我们在闲暇时候或者在疲劳的时候会聆听美妙的歌曲，也会看些休闲的电影，玩些动感的游戏，我们为那些唯美的画面所折服，为那些动听的音喉所感动，为那些炫幻的游戏所激动，无疑，我们是很幸福的。然而，这些休闲娱乐的背后是语言在支撑着它们。没有词人，哪来的“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美妙画面，也不会有“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的感人场景和声音，更不会有现在美好的一切。
在高中的时候，我在学习生物时，了解了“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之一”。当时我还很不屑，动物也有语言啊，鸡鸣、狗吠、狼嚎、虎啸、猿啼等等，它们也用语言啊，学习了语言学概论这门课后，我了解了人类语言是多么的复杂和高深莫测，它和动物的语言有着本质的区别。
语言有很多机制，“牧笛横吹、夕阳余晖”是羡余机制的体现，“蛋白质（笨蛋、白痴和神经质）”是经济机制的体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对称机制的体现，语言还有预设机制、隐含机制、排除机制、补偿机制等，而在这里，我班门弄斧来浅谈一下语言的预设机制。
弗雷格是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他于1892年提出预设的概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斯特劳森从真值条件出发，将预设看作是句子或命题之间的关系。所谓机制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生物学和医学通过类比借用此词，指生物机体结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以及其间发生的各种变化过程的物理、化学性质和相互关系。现已广泛应用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指其内部组织和运行变化的规律。在任何一个系统中，机制都起着基础性的、根本的作用。
而语言机制也就是语言内部的可循的规律，那么预设机制就是语言本身内部可以寻找到的具有“预设”的机制。
美国科学家弗兰克林说过这样一句名言：“空袋子难以直立。”
同样，语言只有有了依托才能焕发光彩，才能真正起到沟通交流的作用。而预设就是支撑语言的基础。
预设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很重要。人在使用自然语言时，有很多不言自明的预设，否则交际就会比较困难。“吃核桃”、“吃花生”其实是吃核桃仁儿；“吃排骨”、“吃鸡蛋”其实是吃排骨肉、蛋清和蛋黄。人们只是在“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类绕口令中才分出葡萄皮和葡萄肉这类精确的涵义。
在语言学概论的学习中，我了解了预设即预先设定，是说话人在说一句话时主观认定的他和听话人都接受的背景信息，是假定的交际双方所共知的内容或共有的认识；预设在话语中总是附带表达的（在断言范围之外），是潜在的，也是不言自明的，无论对话语本身进行肯定还是否定都不影响预设的存在。
预设在语言里随处可见，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古代，比如在《西厢记》里：［夫人云］小姐近前拜了哥哥者。［末背云］呀，声息不好也！［旦云］啊，俺娘变了卦也！［红云］这相思又索害也。
夫人话中有一个预设：小姐和张生是兄妹关系。由此而生出另一层意思：既是兄妹关系，那就不能结婚；夫人赖婚的意图非常明显，故而，张生、莺莺、红娘他们才会有如此强烈的反映。
在我看来，“预设”可以看成是语言发生的环境，它预先设置了语言发生的环境，不同的“预设”对于相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含义，比如，对于一个成功人士的妻子说：“你先生真有本事啊！”这就是一个赞美。而对一个不求上进失败的人的妻子说：“你先生真有本事啊！”这就是一个讽刺。不同的环境就有不同的表达的目的，于是有了讽刺这一修辞，也造就了鲁迅这一个文学大师，但是在现代鲁迅的文章很难读懂，就是因为时代不同，语言的环境不同，我们没法真正全面的了解它的真正含义。
语言的预设机制具有很多特性，它体现了预设的内在特点。
语言的预设机制具有合适性、共知性、单向性、主观性、隐蔽性、可撤销性。
1、合适性。
最早对预设的合适性进行研究的是菲尔莫(charlesfillmore)。他从言语行为的合适条件出发，认为语用预设就是指“通过一句话来有效地实施某一个言外行为所必须满足的条件”。
2、共知性。
共知性指在交际过程中，说话人对共知信息的假设或交际双方所共同接受的信息，包括说话人和听话人所共有的背景知识、交际场合的情景和交际双方的相互关系等。
它在我们的生活随处可见，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在辽大食堂一楼，如果你想买鸡蛋饼，你可以说：“要一份三块五的!",老板就知道你要的是加肠的，但是，如果你在卖米饭的那说同样的话，老板肯定没法给你打饭，因为最低的是四块的。这就是预设机制共知性的体现。
3、单向性。
单向性指预设是由说话人单方面做出的,在被听话人理解之前只有说话人自己知道预设的含义。
例如：
a：你这人真够阿q的！b：阿q?听到a说阿q，b不理解，是因为他不知道a所说的阿q是什么意思，或者他不知道a指的是自己的哪一点，所以才要求a明示。
4、主观性。
主观性指带有断言性质的语境假设，预设本身并不具有必然的真实性或正确性。有些广告也运用了预言该特性而让消费者在潜意识里相信了该产品。例如：“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杀菌治脚气，请用达克宁”
脑白金广告的预设是“脑白金是最有价值的，其他礼品都不如脑白金”；或“如果送礼，脑白金最合适，最讨对方的喜欢”。
西安杨森制药厂推出的治疗脚气病的“达克宁”抗真菌药膏,它的预设是“治疗脚气，达克宁疗效最好”。
这两个广告的预设都带有的强烈的主观性特点。
5、隐蔽性。
隐蔽性指说话人没有将预设信息明白地表达出来，而是将其隐含在话语之中，这种隐含的信息是交际双方所共知的。
例如：
a：你说谎的时候会不会紧张?b：不会。不，我从来不说谎!a的问话含有一个预设：b说过谎。而b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答“不会”，其实等于认可了a的预设。
6、可撤销性。
在一定语境下，语用预设可以撤销，这种可撤销性“依赖于说话者的态度和信念”。例如：
a:您儿子好可爱啊！
b:我还没结婚呢！从以上对话的预设触发语“儿子”中我们得知a预设了“b有儿子”，然后这一预设随着交际的进行而被b撤销了，b的话语中蕴含着“这不是我儿子，我还没结婚”这样一个意思。
说来说去，预设就是预先设定一个语言环境，这个环境使别人可以知道，也可以不让别人知道，也可以大家潜意识里都知道。
那么，语言的预设机制对于我们有什么作用呢？它难道只是局限于发现而不能使用它吗？
预设的作用有很多：
1、表达不适合直接表达的言外之意。
2、利用预设诱使对方中圈套。
3、使语言更为准确、得体。
比如，商家打广告的目的是什么呢？除了宣传自己的产品外，更重要的是打击对手，使自己的产品能在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好钙，蓝瓶的”，预设：不是蓝瓶的就不是好钙。这就含蓄的表达了该公司的意念，那就是只有他们公司生产的蓝瓶钙才是质量好的钙，这运用了预设的第一个作用。
还比如，在法庭辩论中，律师常常会这样问：“你是案发前还是案发后出的门？”样预设的目的，就是诱使谈话对象进入自己事先设计的“陷阱”，以便控制谈话对象，实现自己谈话的目的。这也是一种谈话的技巧，既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又不让别人发现自己在问他问题。
再比如，一位年轻人患病住院,他的好友来探望，一见面就说：“怎么，你的脸色还是这么难看。”年轻人顿时沮丧起来。在医院这样的场合，本应安慰病人，而不是打击。所以，为了避免出现尴尬局面，我们说话也应分清场合，看清对象，所谓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要真心设身处地地为病人着想，不要说出伤害病人的话，俗话说“良言一语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之所以说出不合身份、不合场合的话，主要是说话人忽视了话语中的预设。反过来说如果能够注意言语中的预设那么就可以使语言准确、得体。因此，利用预设，遵循预设理论，可以使语言更为准确、得体。
可见语言的预设机制是多么的重要,任何言语行为都有预设,在实际言语行为交际中，如能巧妙利用言语行为的预设，能有效地达到自己的言语行为交际目的，有时，还能产生奇效。
怎样才能把预设运用到生活中去呢？怎样才能更好的与别人沟通呢？只有了解和学会语言的预设机制，才能在生活中得体的表达那些隐晦的话，或者听得通别人的“言外之意”，这样才能更好的生活。
这里有一个幽默的例子：
美国著名幽默作家马克吐温与共和党人交恶，曾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有些共和党人是婊子养的。他的言论在议会引起轩然大波，共和党人纷纷抗议，要求马克吐温公开道歉。马克吐温便在《纽约时报》上公开发表声明：我道歉，我收回我的话，应改为“有些共和党人不是婊子养的！”。
马克吐温除了运用“逻辑学”中的“判断”技巧外，还运用了“言语行为的预设”，他的“有些共和党人不是婊子养的”否定句中早有预设：有些共和党人就是婊子养的。
另外，在现代生活中，广告的预设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消费者的心理，使消费者接受其产品和服务。
作为消费者，在接受广告语时也应提高认识，辨别信息的可信度，洞察广告宣传背后的诱导机制，不要盲日从众。认识到语言预设机制的重要性和普遍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听别人说话时要注意语境和说话人的真正意图，真正做到合理的沟通、有效的沟通、真诚的沟通、，这样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就减小了，语言所起的真正的作用就达到了。
我在小学的时候做过一个阅读理解，现在看来就是和语言的预设机制有关，该文章内容如下：
有个人过生日，邀请四个好友到家中吃饭。
三个准时到达了，只有一人迟迟未来。主人有些着急，不禁脱口而出：“急死人了，该来的怎么还没来呢？”其中一人听后，很不高兴的对主人说：“我先告辞了，再见。”说完就走了。
一个人未到，另一个人又走了，主人急得又冒出一句：“真是的，不该走的却走了。”剩下的两人中的一个也生气地说：“那好，我也走了。”说完掉头就走。
又一个人走了，主人更加着急起来。最后剩下的这位就劝主人：“朋友都被你气走了，以后说话要好好想想。”主人很无奈地说：“他们全都误会我了，我说的根本不是他们。”这位朋友听后再也坐不住了，最后也铁青着脸走了。
这不仅是一个悲剧，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在说话时要注意自己的语境会不会给别人带来“预设”，因而会引起误会，这在生活中屡见不鲜，那些说话爱得罪人的朋友们，绝大多数并不是有意而为，而是由于不注意语言的前提预设导致人际关系淡薄，所以语言的预设机制对于我们非常重要。
在这里浅谈了一下语言的预设机制，希望老师多多指教！感谢老师这一学期的教导！
学院：经济学院。
专业：统计学2班。
学号：110704222。
姓名：董朋朋。
传播学概论读后感
《传播学概论》这本书＂集中探讨了人类社会的传播现象及其规律＂。其中包括传播学。传播功能。信息。传播媒介。受传者。及传播效果的研究。包罗万象的，如果静下心来看这本书，基本上还是能读进去的。但是它并没有向书中所讲的那样，运用n多技巧来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首先它的书皮儿就很烂，像８０年代的出版物。其次，是它的印刷，就算做不到８０克双铜板纸，也不好这样粗制滥造吧，跟卖药广告差不多。好吧，我就当是为我们学生省钱得了。下来说说它的瓤。
有关传播过程的理论，传播模式以及传播控制研究这几处的抽象概念很多，比较不容易理解。相反的介绍传播的社会功能，信息，受传者的文章通俗易懂，可读性高。而且了解传播的作用及受传者的心里对学习新闻传播很有帮助。
在网上，无数的在线信息网站及上千的小广播台和电视台都依赖google所提供的新闻来获取信息，google对４６００个出版物进行搜索，发现新闻，而且对这些新闻从高到低进行排位。专家担心google会成为信息的把关人，决定人们对信息的取舍。google担心那些有偏见和不正确的新闻会排在质量新闻之上，作为一种修补，google提出了项新闻技术的专利申请，即根据来源质量排列先后。
新闻网络topix的总裁ct有着不同看法，他认为google这样做是强调新闻来源和权威。网络杂志webpronews的作家dm则说＂网络上不需要任何把关人，一切由计算机所产生的客观性来决定。＂美国技术研究分析专家de也认为，现在搜索引擎成了把关人。确实，搜索引擎公司的＂把关人＂作用越来越突出，它具体潜在的控制大量在线活动的能力。
在我看来，要不要把关这是个问题，是不是客观这根本不是问题。我希望看到信息的本来面目，但我知道这不大可能，因为我与信息之间始终隔着那个该死的.把关人。
大众传播与分众传播。
在第八章＂传播媒介与有关理论＂中，主要介绍了大众传播与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出现于印刷媒介的诞生，准确的说是现代印刷媒介——书籍和报刊的先后问世。大众传播在人们生产活动中产生了日益巨大的影响。而现在除了大众传播外出现了另一种传播方式——分众传播，即从满足大众需求转向满足部分人、满足某方面需求的转变，也就是从“大众”向“分众”的转变。
比较而言，大众传播的特点是信息传递一点到多点，体现的是集体的、社会的、国家的意志，分众传播的特点则是信息传递多点到多点，体现的是承认差异、尊重个体，从必须“求同”，到允许“存异”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出现的重大变化，这种转变是技术的进步，是文化的进步，也是社会的进步。转变的主要动因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从大众传播到分众传播的转化，就是社会和媒体发展的第二次进步”。
最后还要说说我认为的生活中那些方面可以用到传播学的理论和知识。
这样说吧，一句话，传播无处不在。
传播学概论读后感
广告的目的是把各户的商品或服务光广而告知,传播是广告进行的一个重要媒介大众传播学主要介绍了有关传播的知识内容.
什么是传播？传播是人类的活动，是信息的交流，当然他也离不开符号和媒介并且他的目的在于发生相应的变化。简而言之，传播是人类通过符号和媒介交流信息以期发生相应变化的活动。他具有社会性和阶级性，目的性和计划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协同性和互动性，永恒性和历史性。依据传播范围的大小，可以分为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跨国传播。内向传播有称人际内传播，是人们头脑里“主我”和“客我”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这种经常发生在我们脑海里的内在的自己和自己的精神对话：包括自言自语，自我推敲，自我反省，沉思默想，内心矛盾等等，他具有隐蔽性，内动性，短途性，思维性。人际传播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之间借助语言和非语言等符号互通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活动。人际传播可以是面对面的信息传播，如交谈，约谈，讨论，对话等，也可以是借助传播媒介进行的传播，如写信，发传真，电子信件等。组织传播也称团体传播，是指组织成员之间组织之间的信息交流行为。组织是社会中相近或相似个体有目的的组合；传播是组织结构的轴心，是组织存在的基础，没有传播就没有组织。大众传播是职业传播者和没传播机构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比如报纸书刊，广播电视，电影等向大众提供信息，知识，观念，娱乐等的过程。跨国传播指国家对外传播机构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电影以及互联网等所进行的国外受众的传播活动。
传播学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经历了一次次的革命，如语言传播革命，文子传播革命，印刷传播革命，电子传播革命，网络传播革命。从五次传播更名的后果看，每一次传播革命都将人类带进一个性的境界，新的时代，我们认为传播革命对社会进步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就像所有东西都有自己的固定模式，，大众传播也不例外，传播模式就是对传播活动的内在机制与外部联系进行的一种直观的简洁的描述，也是一种象征的拥有同时实现传播活动相同的结构属性的合乎逻辑的设想。优秀传播模式具有构造动能，解释功能，引导功能，直观的简化功能，预示功能。一般的传播模式有单向传播模式，双向传播模式，整体互动传播模式，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整体互动模式在社干活中显得日益重要。整体互动模式是指对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等人类重要传播系统的内在机制与外部联系进行的一种直观的整体的综合呈现于描述。它遵循审查批判原则，服从事实原则。
传播功能不是人类主观臆断的产物，而是人类传播活动的客观要求。传播功能是指传播活动所具有的能力及其的能力对任何社会所起的作用和效能，传播学研究中的功能主义取向，主要“聚焦于媒介的运作及其对受众所产生的效应”，探讨的是大众传播的体系和功能。从功能产生的渠道来看，它可以分为个人的功能，组织的功能和社会的功能。传播活动所具有的对个人发展的作用，或者须由信息传播的参与者个人去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个人的功能。这种功能按照施拉姆的解释也叫内向型功能或社会成员自身功能。组织功能是在传播活动中，媒介组织所具有的年呢管理和作用应该完成的任务，它包括告知功能，表达功能，解释功能和指导功能。传播是一种社会需要，社会进程和社会现象，因而也必须具备社会的功能，主要包括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教育功能，文化功能。
传播作为一种传播信息的媒介，同时也遵循一定的传播原则，如可信度原则，针对性原则，有序性原则，协同性原则，实时性原则，适量性原则。
传播学作为广告宣传的重要途径，学好传播学显得非常重要。这本书让我了解到了传播学的重要组成，变革，功能及应当遵循的原则等等，总而言之，《大众传播学》是我获益匪浅。
尼克“史蒂文森（nickstevenson），现任教于英国诺丁汉大学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学院。主要讲授《社会文化学概论》和《公民权利、身份认同与全球化》等课程。1987年，尼克”史蒂文森以一等奖获得克立大学的历史学和社会学学士。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收录于《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一书。从1991年起，担任谢菲尔德大学社会研究系讲师。赴诺丁汉大学任教。，史蒂文森和他的同事彼得“杰克逊、凯特”布鲁克斯有机会进行一项对男性生活方式杂志的研究。研究成果于20与由政体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男性生活方式杂志的意义生成》。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公民身份、世界主义和文化等等。
内容提要：
《认识媒介文化》一书较全面地对20世纪中叶以来本领域内的各相关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关于媒介文化的理论及核心观念，进行了细致精深的`梳理和表述，并对各学派内的研究视点进行了分析整理，提出了别树一帜的观点，而且不乏深中肯綮之见。对当代社会理论试图探讨媒介在文化生产和文化再生产中的地位的种种方法也做了批评性的审视，阐述了一般社会理论与一系列有关媒介和信息的传播理论之间的关系，并重新评价了意识形态、结构和行动者以及媒介等等在道德准则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中的作用。
主要内容：
本书有两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书中有些地方存在着明显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二是本书介绍的诸种理论流派仅集中于欧洲各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世界其他各国的理论探索则几乎未曾提及，这对于全面研究媒介文化理论显然是有其局限性的。其中以史蒂文森对马歇尔“麦克卢汉思想的批判意见为精彩部分。
马克思主义与大众传播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媒介理论对阶级社会中所谓“思想的自由交流”进行了批判。史蒂文森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优点，在于它指出了所有制和媒介生产的文化内容之间的联系，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滋长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形象和表达。而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的劣势，在史蒂文森看来，在于忽视了阶级统治以外的其他统治关系，比如性别和种族。史蒂文森探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媒介理论方面的3种研究成果。分别是雷蒙德”威廉斯对传播制度的研究，斯图尔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对电视新闻中的阶级偏见的研究。
从书中对威廉斯的介绍可以概括出史蒂文森对威廉斯的观点进行了4个方面的商榷。
（1）威廉斯忽视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
（2）威廉斯高估了霸权的凝聚力，忽视了现代社会中价值观的离散。
（3）威廉斯没有注意到现代文化的多元性，他的“民主现实主义”脱离了现代社会的语境，过于理想化。一方面，威廉斯更多地把言论自由看作权利而不是义务，错误地以为只要强调撰稿人的权利就可以实现民主的媒介。另一方面，威廉斯希望用激进的民族文化反抗美国的全球文化，没有看到两者都必须在跨国资本主义的体系下运作。
（4）威廉斯的文化理论过分关心艺术，以文学研究的方式研究文化，但电视观众看电视的方式并不同于学者解读文学作品的方式。
其次是霍尔的研究。史蒂文森对霍尔的解码模式也提出了4点商榷意见。
（1）霍尔太强调受众和文本的关系，而没有认真评价经济和国家对文化生产的影响。
（2）霍尔沉湎于符号学的研究，不可能展开媒介民主化方式的分析。
（3）霍尔太注重话语在建立霸权方面的有效性，表现出一种“能指的狂妄自大”而忽视了其他因素。
（4）霍尔把主导性话语形式和“意识形态”概念混为一谈。当然，史蒂文森还是肯定了霍尔理论的建设性，话语和意义之间终于出现了张力。
最后是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在1970年代和80年代初对电视新闻中的偏见问题所进行的了研究。史蒂文森认为，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对客观性、公正性的要求，是和受众多义性的阐释实践不相干的。
与文化媒介马歇尔”麦克卢汉。
加拿大的麦克卢汉认为，关注媒介的意识形态建构和符号意义建构，是不得要领。技术媒介对时间、空间和人类感知方式的影响，才是要素性的。麦克卢汉的这一思想起源于他的同胞英尼斯。英尼斯认为，偏倚时间的媒介有利于维护历史传统、中央集权、宗教和道德，偏倚空间的媒介有利于世俗制度、非集权化政治、现在和未来。麦克卢汉则认为，印刷文化的兴起培植了理性的、个人主义的文化，而电子文化使得时间和空间都不复存在，形成了一种与口语文化相似的、共同的全球文化。
书中史蒂文森首先回顾了对麦克卢汉的常见批判――媒介分析是非社会化的，麦克卢汉没有涉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他的技术决定论是在为主导性的社会关系寻找意识形态的借口；然后指出，这些批判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决不能因此否认麦克卢汉的意义。史蒂文森认为，虽然媒介技术不能决定文化意义，但它确实重塑了生活世界。他还认为在书写现代性历史的时候，既要避免马克思主义或功\能主义的还原论，又要避免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
史蒂文森具体指出了对麦克卢汉的4个批判层面，可概括为：（1）麦克卢汉认为有意义构建的时间和空间已经被全球化的媒介所瓦解，是一种极度的夸张.（2）技术不仅如麦克卢汉所言创造了各个领域的一体化，也在促进着各个领域和文化等级的离散化。（3）媒介技术不仅可能迎来更为民主的生活方式，也使得国家能够监视民众的行为；通俗报刊也常常使用类似于福柯所说的“惩戒性权力”的技巧，将规范的行为准则强加给大众。（4）麦克卢汉认为电子传播消除了反思性的公共领域的观点是误入歧途的。
传播学概论读后感
1老文献往往能看出新东西。
如甘惜分前辈在《对新闻理论几点分歧意见的看法》一文中，有史有论有观点，其中在第四节“关于组织舆论”一块，就和我们熟知的“议程设置”理论有所交集。小传浅见，甘老的“组织舆论”面上比“议程设置”更宽广，但讨论的深度还比不上“议程设置”。当然了，后者经历了这么多学者的挖掘开拓，深度拓展也是自然而然的。
另外不得不佩服老前辈们的精神，这篇文章1981年3月发表，其中就涉及到《报刊的四种理论》中“社会责任论”，虽然《报刊》成书于1956年，但好像是1980年11月才被人大新闻系翻译过来，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吧，可见老前辈们一直在关注新闻传播的最新动态。
小传也想起，当年全国掀起一场由国防大学公方彬教授提起的“新政治观”的讨论，不久后，刘建明教授就来到广院进行了一次新政治观与新闻舆论的讲座。那次恰好是小传和小播两人接待刘教授的，午餐时还聊到刘老师和张博士关于“中国共产党宣传家是不是传播学主要原理的首创者”的商榷讨论。这个后面再说。
2新闻传播的关系不仅暧昧不清，甚至颇有冲突。
我们都知道新闻学和传播学两者“牵手”，升格为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但新闻和传播的关系一直以来也是新闻传播绕不开也说不清的问题。
首先是研究范围，有大牛说新闻的词义本身就是模糊的，故而有必要区分“广义新闻”和“本义新闻”；童兵教授也发文，呼吁“从界定每一个新闻学术语做起”。
于是，文献中不少从新闻的定义开始做基础梳理，郑保卫老师也一直对“新闻无学”进行持续的批评，人有“保卫新闻学”的雅号。但是根据小传对文献中一篇《浅谈传播学的学术定位与学科发展》一文的研读，郑保卫前辈在“传播学的学术定位”上，个人觉得把传播学“窄化”了。刘建明教授也在《传播学的玄化与细化》一文中，甚至质疑称：“传播学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但仔细研读文献后不禁发现，其实按照刘教授的观点，玄化+细化，就能成就传播学这一学科。
李希光先生和潘忠党先生就因为李希光老师的“七个问题”意见分析严重，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赵心树教授出面调停，精准抓住了两者分歧的一些“误会”，首先就是概念引用时的“符号误会”。即两人虽然同用新闻、同用传播，但新闻传播的“两名三意”导致两人所言并非同一件事。这就是“界定好每一个术语”的重要性。当然，两人争议的主要是新闻传播究竟是业界倾向的还是学术倾向的，这在后面我们再专门讨论。
这一提法颇有爆炸性：无论用谁代替谁，哪怕说以谁为主统领谁，听起来肯定有人不舒服。其实这也是误会大于分歧。
小传曾在本科传播学新生见面会上简单和新生聊过，传播学的研习可以关注三大明显的领域，即历史、方法和理论。当时邓老师也提到，传播学的学生要多多关注一些新闻的东西。我的观点加上邓老师的观点，就是上面赵心树老师提出的学科冠名的全面阐释。
不过更多的研究者觉得新闻传播可以更好“联姻”，美美与共，这就不用多说了吧。
4新闻传播，观点碰撞不少，商榷文献很多。
比如之前说的传播学是否是一个学科，小传之前写过一篇学科与学派的文章，这里再补充一下“研究领域”与“成熟学科”，其实两者并不冲突，也没有谁更高级谁更低端的区分。比如某一个领域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进行研究；同样，同一个学科可以去研究不同的领域。
前面说一些老前辈对传播学有一些明确的质疑甚至是批评，想来也有必要回应一下。比如说传播学真的那么窄吗？很多时候一些研究者只看到了传统的“传递观”的传播学，甚至很多研习传播学的人不知道在这之外还有作为“仪式观”存在的传播学。
具体的商榷很多，小到新闻商品化、大到学科之争，在此不一一列举了，后面有时间我们可以单独拿出来一些重点问题剖析。这里讲讲文人商榷的一般进路以及误会消除吧。
愚以为，很多的商榷存在误读，是误会大于分歧的典范。比如刘建明教授和张勇锋老师的“首创”争议，两人一个关注“原理”一个强调“理论”，原理和理论当然是不一样的东西，张在批评刘时简单等同了。这就是误会之一：概念和对象的模糊。再比如，“太讲逻辑”。有人说，讲逻辑不是很好嘛？比如李彬教授讲新闻研究要讲“无用之用”，其本意在于呼吁大家不要以功利之心考察新闻研究，有时候看似没用确是最有用的。不过王瑞棠博士就回应商榷，其中第一部分就纠缠形式逻辑，认为李彬教授的反驳新闻功利，用的标准还是“有用无用”，本质是用实用来反驳实用，不能接受。当然，你如果一定咬文嚼字，这样的反驳对不对？有点道理的，但显然是曲解原文意义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研究范式的区分，这个不用多解释，拉扎斯菲尔德当年与阿多诺的合作失败，早就成了传播学的一个公案，这是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等层面的区隔，有碰撞很容易理解。
5一些其他亮点的盘点。
限于篇幅，这里简单说一下文献中的小亮点。首先是上面讲的学派研究范式对撞，于是有文献《现象学：一种可资传播学借鉴的哲学方法》，文章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统和两种范式。这篇文章阐明了现象学“本质直观”的基础，很好地解决了传统方法和思辨方法无法妥善处置的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
黄旦教授的有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也是很好的文章，不过小传觉得可能篇幅限制，黄教授的讨论没能展开，不过这个视角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思考。小传其实更多关注国际关系政治学的东西，建构主义的思维确实能够在现有基础上更好地解释一些新闻传播现象。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下。
另外，詹姆斯·凯瑞《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引发的讨论已经超越了文本本身了，正如上文说的，这不仅是传递观与仪式观的区分，也不仅有实践导向和理论导向的争议。再联想到前段时间某网红对新闻学界的批评，很多时候还是站在一边指责另一边，缺乏一种沟通理解。
再者，特别想提出童兵教授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这些概念很好理解，但是真正认识到很难。现在新闻传播开始呼吁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但什么是科学呢？有科学精神当然是必要的，但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不是一回事。做质性研究，就不是科学了？否也。质性研究恰恰与定量研究一样，属于实证研究的大范畴。在说到腾讯的机器人写作，怕什么？这不是我们的挑战，恰恰使我们的机会，让我们从很多低级的文本整理中逃脱出来，进行更好的文本创作。它淘汰的不是记者，而是“不太合格的记者”，优秀的记者，永远是稀缺品。机器很难理解人文，践行人文精神。小传现在在一个课题组，马上要分析返回的数据，其中有一项情感分析，我还在发愁，我们用的海量数据的分析，后面肯定要依仗机器，如何提高分析的精度，还在发愁。
最后是新闻史。很惭愧，我很不擅长新闻史，甚至是门外汉。曾经是理科生，神经又大条，搞不来。不过文献中有不少新闻史研究的东西，值得一看。这里提出来一点做结吧。
传播学概论读后感
（1）重新审视美国人的价值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不赞同强烈的个人主义，我欣赏美国的“实际”，用“工具性能动主义”来理解。所谓“能动主义”，是指美国人倾向于对周围环境进行控制，而不是佛教徒那样被动的生活方式。所谓“工具性”，即美国社会并不追求一种高层次的或者说是“最终的”目标或价值观，相反，它追求一种非常普遍的“改善”或“进步”。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是每个成员都能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努力工作的社会。
这样给了自己的一个深刻的反思，自己的目标是不是定得太远太高，不现实？确实是的，有时候自己认为所谓的高瞻远瞩的目标其实只不过是好高骛远，不踏实的目标。在很多时候，在追赶比自己优秀的同学时，心里很容易产生一种浮躁的心理，不够平稳。在进步、改善这方面，我确实需要向美国人学习学习，力求每一天都有一点点进步，每一天都能改善一点点自己的不足之处。不积硅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2）角色期待与角色表现。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被赋予了社会对它的角色期待。每个角色期待背后都有相应的角色表现。在今年端午节，我和一个好朋友，还有他的表叔一起吃饭。他表叔作为一个出来社会工作多年的前辈，指导我们大学生的规划以及为人处事的道理。他表叔跟我同学说的一句话令我颇为震惊，“你作为你家的长子，你要想下你身上肩负的是什么责任”。这句话至今萦绕耳边，时常警醒着我。有些东西随着成长，其佯装的外表该脱下就脱下。我承认，以前有太多太多的东西，没有改变，确实做得不好，我并不是电影中的周星驰，不能胡乱地做出匪而所思的动作，因为别人会因我的角色表现而判断我是一个疯子，这里也不是电影世界。这是生活，我应该现实点，做出符合我角色期待的角色表现。在家、在学校都应该思考一下自己所处的位置，该拿出什么样的角色表现。我相信我会慢慢改变。
（3）社会地位和结构的流动。我觉得觉得现在社会上存在这样一种风气：社会地位与金钱直接挂钩。人，生下来就不平等。在广东，很多资源，掌握在我们这一代的前一辈上，因改革开放很好掌握了赚钱的资源。试问，广东很多龙头企业董事长哪几个拥有高学历，很多都是高中学历，靠的就是一步步实践和一股勇气赚了属于自己的财富。一个家族企业，很好掌握各种资源：人脉资源（客户）、货源、管理经验和管理人才等。企业家们也有足够的财力使自己的后辈得到较高的教育水平，只要其后辈不是智力问题，喜欢学习，喜欢实践，身边有优秀的人才，接管前辈的生意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至于“富不过三代”这句话，我怀疑了。早一段时间，进了一个工厂，和工人阶级一起工作。稍稍调查了他们的年龄和工资，有几个和我年纪差不多，有几个30几岁。工资根据你以往的工作经历商议决定，其中有个前辈，35岁，他有3个孩子，每月拿的薪水是1500，包吃住。3个孩子，先撇开教育投资不说，生活费也成问题。在工厂里和工人同吃同住，这种感觉是在写字楼里体验不到的。感到生活上的巨大差距，生活来之不易，更应好好珍惜。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的孩子们得不到好的教育资源，向上结构流动的机会越来越来小，创造财富的机会越来越小。或许，只有教育才能改变他们的现状，教育是一条向上流动的很好的途径。但成功的只有一小部分人而已。为此，我更加坚定了知识的作用。要向上流动，先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与在发展中或发展后的问题，而试图以研究的结果来找到解决的方法。但事与愿违，社会学常常能找出问题却找不到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有时看似解决了，却只是短暂的`表面上的治标不治本。因为社会学到底还是以人为本，是从人的角度去了解世界上的问题。我们有信仰的人都知道，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其实都是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根本就是在于人是有罪的人，且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解决罪的。所以，我认为社会学只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却不能找出问题的本质原因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以说社会学是发现提出问题，而神学才能找出问题的本质原因也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社会学概论》配有网络课程，大大丰富了社会学教材的内容，对社会学教材做了广度和深度的延伸。《社会学概论》的内容体现了社会学知识点面结合的特点，每章后附有思考题和推荐阅读书目。通过对《社会学概论》的学习，读者能够具备社会学的基础知识，了解从社会学视角分析社会的方法。《社会学概论》不仅适用于大学社会学专业本科生的学习，还适用于党政机关干部、企业管理人员以及对社会学有兴趣的其他社会人士的学习。
作为社会学专业入门基础课教材，《社会学概论》秉承社会学研究人与社会关系的主旨，介绍了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突出社会学本土化研究的特色。在篇章结构上，《社会学概论》以理论发展与方法为绪论，以社会互动、社会结构与社会不平等、社会制度、社会变迁与发展为逻辑主线，通过五编十九章的内容，展示了社会学学科研究需要遵循的理论原则、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和技术、社会学逻辑发展中的不同观点，以及社会学研究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发展。
传播学概论读后感
近日我读完了由张岱年、方克立两位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一书，该书是1994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该书的核心主要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年轻人认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的内容，了解传统文化，思考与评价其价值，同时展望其未来命运。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新文化.认识民族自身、提高人文素质，创造美好未来，挖掘经济价值所以在阅读该书时极度认真，感悟尤多，故而写下这篇读后感与大家分享一下，探讨一下。
我的感悟有以下几条：
首先是古人的文化魅力在于坚持与传承是在不断的改革发展中壮大完善的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发扬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很简单最早的中国文化只不过是是二层次：亦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而后期就是三层次：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再到后期就是四层次：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这是历史和人类不断改革进步的必然体现所以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难道不应该更好的发扬和维护这种精神吗?这便是我的第一个感悟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应该更好的维护坚持改革创新的文化精神。
接下来是我的二个感悟：制度文化是把双刃剑。在文化的传承当中少不了制度的功劳，正是因为有好的制度，古人的思想才会开放，才会进取这就好像是科举制度，能为国家网络人才创建文化但制度也有另一方面是不好的消极的，列如：宗法制亦为专制制度也就是说古代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这样的制度从一定角度来说限制了人才的流动和取用。对文化的交流发展给以屏障性，这样的制度就明显没有后期唯才是举的科举制好，当然这些都是没办法和现代比的。所以说古代制度是把双刃剑我们应该学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把好的一面无限扩展，争取用到最大。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第三个感悟文化应有斗争精神这体现在以下三点，我归纳总结为：
1.与自然斗争。中国文化的创造有其物质基础，而在古代中国，这个物质基础就是农耕生产方式。中国神话传说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鲧禹治水、夸父逐日等。
3.推陈出新的改革精神。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变法到我们现在的改革精神。我个人比较崇尚的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所谓我们应当有斗争精神这便是我的第三条感悟，下面说说我的第四条感悟文化应有龙马精神。这种精神我是这样理解的龙与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同步诞生。龙在中国文化中，是美好和威力的象征，代表兴盛和发达，吉祥和幸运。龙成为中国文化奋发精神的象征。龙是以多元兼容、综合创新、开拓奋进、造福众生、与天和谐的精神底蕴，成为中华民族的图徽和象征的。而其中的“开拓奋进”及“造福众生”，就很适合马，尤其是骏马、千里马。可以这样说，龙的精神汲取、蕴含着马的精神，马的精神是龙的精神的.一部分。龙马精神就是以强健的姿态开拓奋进，从而造福众生的精神。这好像是像博客这样的网络文学它的宗旨多半不是谋利而是带给别人幸福，欢乐是心灵的避风港。
第四个感悟：文化不应只存于精神，应与物资文化同步在这个问题上古陶神玉就是最好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它便是古人文化的载体史前陶器和玉器的制作是与史前农业相律而发生发展起来的。从陶器和玉器的产地分析，可用“西陶东玉”来表述。黄河流域上游的仰韶文化以彩陶的制作为代表，东北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诸文化则以五器最为发达。
炎黄时代的陶器和玉器涌现出大批珍贵的艺术品，开始形成中国造型艺术的特点，显示出中国艺术传统的发展方向。在中国文化中，玉器最初是装饰品。新后器时代中晚期以后，小型玉器被大型玉器所取代，具有了一定的政治意义，渗透进社会等级观念和原始宗教意识。往后，又发展成为标志高尚道德品质、象征吉祥如意贵重器物，所以对于物质文化我们也应该更好的传承和发展并合理的进行利用和保护这便是我的第四条感悟了。
下面说我的最后一条感悟文化应该天人合一《老子》讲重天道自然无为。这便是墨翟，主强兼爱与非攻。法家的是商鞅与韩非子，变法革新，法术势三者合一。这便说明文化思想只有交流贯通才能体现出社会的美好和谐。
以上就是我所有的读后感啊，欢迎老师阅读批评指正，但是拒绝谩骂打击。
msn（中国大学网）。
毛概论文
摘要：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认同途径、认同程度和认同效果三方面受到了很大挑战。造成这种现象包括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原因，主要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加之多元思潮涌入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不足以及理论与实践和利益结合不够等因素，对此，可以通过增强理论魅力、提高宣传教育工作能力、完善利益机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等途径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深刻的时代特征，严谨的理论逻辑和鲜明的价值取向，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理论指向。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到了这一精神力量作用的发挥，主要表现在：首先，在认同途径方面，当前网络和全球化时代各种信息汹涌而来，鱼龙混杂，要把党的核心价值上升为国家的核心价值，不仅要对党员进行教育，还需要在全民中进行宣传，而目前很多普通群众对于核心价值体系缺少认识的途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大众文化结合的程度还很有限，另外价值观的东西也难以进行法律规范的界定，法律对其约束十分有限。其次，从认同程度上来看，不同的阶层、职业，不同信仰的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程度不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部分的认同感也有很大差异。最后，从认同效果方面来看，当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指导人们的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很大挑战，很多党员干部虽然对核心价值表示认同，接受了核心价值观规范和准则，但在实际中却没有付诸行动，知行脱节现象比较严重，知而不行、言行不一的现象还较为普遍，缺少将认知转为行动的动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认同感方面存在的不接受，不行为等问题，有着深刻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从主观方面来看。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不强的原因，主要是宣传教育的不到位，宣传形式化，致使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的效果不明显。
一种核心价值体系能否深入人心与对他的宣传教育形式和成效密切相关。良好的宣传可以使之在大众中间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全社会形成一致的认同，不良的宣传则可能走向反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宣传的过程中就存在形式化的问题，形式化的宣传则只会过分关注表面的东西，从而忽视了对问题本身的认识和解决，影响到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和践行。比如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宣传教育中，很多内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缺乏针对性，宣传过程中树立的一些先进典型往往与普通群众的距离较大，这样就打击了一部分人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于荣辱观教育很多地区都停留在常规的会议或者教育基地的数量等可以量化的数字等形式上面，对深层次的内涵则缺少判断的标准，从而不能达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一个价值体系只有内化为人们心中的信念才能发挥作用，而要实现内化首先需要大家对它了解、认识和深入挖掘，宣传教育工作就摆在了首要位置。可见，宣传教育的成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起着重要作用。
(二)从客观方面来说。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不认同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包括西方思潮的涌入、当前凸显的社会问题还难以体现核心价值观的优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等。
首先，西方思潮的涌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造成了阻碍。当今时代已是一个全球化时代，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加深，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思想观念和精神领域的深刻变革，意识形态领域异常活跃，人们在多信息的选择中，会无意地消解从而淡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定信念，价值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当前存在的影响较大的思潮包括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实用主义、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等，还有一些封建思想沉渣泛起，这些思想不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造成威胁，甚至有的严重破坏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局面。其次，当前凸显的社会问题以及利益机制的不完善，造成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淡漠。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是改革过程中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存在很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扩大趋势仍旧没能得以扭转、党内干部的腐败行为、日益突出的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压力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致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动摇，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信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绝不是仅仅是理论务虚，还需要与人们真实的价值需求结合起来。再次，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在他们的一些价值观念指导下，自身进行了一些新调整和新变化，其统治似乎比以往更加稳定，这些表象使很多人认为现在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没有前途，反而是西方的那一套市场经济和利己主义的理论更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利益。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对其前途感到困惑和忧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也遭到挑战。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淡化、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缺少信心和决心，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受到削弱，荣辱观的标准受到挑战。在这一阶段，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显得就愈加宝贵。
(一)加强理论研究，优化理论语言体系，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魅力。
一个理论要想获得普遍的认同，既要符合价值性要求，又要符合目的性和规律性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张扬以人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根本体现。以人为本就是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来源于生活，能够服务于现实，要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就需要在不断追求人的发展这个理论内核的基础上，把握不同个体的需求，使核心价值体系更具有科学性和实效性。同时，也应该对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语言加以优化。传统的价值观教育话语体系的特点体现为语境的严肃性、话语的规范性、语辞的固定性、叙事的宏大性等。如今，网络文化日益成为重要的文化传播方式，传统价值观的认同感也因为话语体系的不同而遭到了挑战。这就需要加强对核心价值观的言说方式的研究，这样才能使公众自身积极的参与到意识形态的建设上来。
(二)加强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提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工作的能力。
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程度，很大一部分在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效果。目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可，但是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宣传形式化的问题，因此宣传部门在宣传的时候就要认真落实，使每一项活动都能成为一次灵魂的教育，避免成为形式化的说教和清谈。其次还要树立一个整体的概念，教育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价值观的教育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事情，更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相互作用、共同努力，形成一股合力，使核心价值观得到更广的传播和认同。再次，价值观教育更是执政党的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党的价值观赢得了群众的支持，才能长久执政。总体上，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干部还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言行一致，但也存在一些党员和干部违背这一要求，走上腐败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所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要提高对党员干部的标准，他们的身体力行将对社会、国家产生重大的积极作用。
(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面对多元的社会思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态度，积极吸收其他思想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和外延。社会越是多样化，意识形态越是纷纭复杂，就越需要主心骨，就越需要强调和坚持指导思想和主导价值的一元化，牢固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可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对一个社会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要引领好多元的社会思潮，又要有力抵制腐朽的、错误的社会思潮，坚持“二为”方针和“双百”方针，积极运用多种传播手段和媒介，增强理论宣传的通俗性和生动性，增强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走进群众的心灵，外部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从根子上解决思想问题，让群众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更为根本，面对多元的思潮，能够以“火眼金睛”看清楚事物本质，从认知上的认同深化为情感上的认同，更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前的生产力状况和基本经济制度在人们道德观念和理想信念上的集中表现和反映，古语有云：仓廪实而知荣辱。物质条件是人们思想观念形成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想有说服力，得到普遍的认同，还有赖于其能够满足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机制和广大群众认同的实践效应。价值认同，说到底是一种利益认同。因此，在加强信仰建设的同时，还需要结合经济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合理的利益关系，整合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当前贫富分化扩大趋势以及党内的腐败问题等矛盾严重影响到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和践行，因此着力解决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加大对社会矛盾的解决力度，创造正确的舆论导向和社会环境，是增强对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的重要途径。
注释：
汤志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5).第75页.
王贤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路径探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2).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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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恩富，等.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情况的调查研究报告.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2).
[5]聂运麟.低潮中的奋进.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8).
毛概论文
例如，如何认识当前我国阶级、阶层的变化，如何认识多种经济的发展对党的建设提出的要求，如何认识党在新时期的先进性等，都需要作出科学的理论解释。同时，加入wto后的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拓展全球经济发展空间，共产党要站在时代的前头，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以创造性的思维，发挥自己的优势去进行各个领域的创新与开拓。
其次，要按照发展的要求，提高执政水平。执政党的执政水平，直接关系到执政的地位。
第三，要按照发展的要求，创新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中国共产党有十分注重领导方式和方法的光荣传统。毛泽东曾指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江泽民同志强调：采取正确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具备的能力。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和发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同时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改革创新，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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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
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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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毛概论文
摘要：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历经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并汇成一股历史潮流持续40年，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生产方式;模式转变;社会主义。
改革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但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往往将其追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事实上，新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沿着它的历史轨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但我们的心情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和舒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虽说它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为我们党所察觉。改革势在必行。
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谓“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泽东已意识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2]（p23）提出要引以为戒，由此形成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经济领域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认识到它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党的政策：“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3]（p170）1957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p2）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纠正原有体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强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农村，力求实行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些观点和做法一经提出和实践就被视为“修正主义”横遭批判，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弊端，终于被“文化大革命”再度中断。此乃二起二落。“文革”后期，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初见成效，但好景不长，“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是为三起三落。
这一曲折历程的思想根源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5]（p780-781）同样，当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的制约。我国和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早期共产党员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维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6]（p274）一旦将这个逻辑嫁接到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时有发生。历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这种状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要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尽管这一判断明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然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苏联模式”在其故乡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老化”，以至于苏共对其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调整或“改革”。但当时在我国却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虽然它的弊端业已暴露，但改革的“办法”也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际，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和数量极少的产业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适应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模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選择。它得以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7]（p37）显然还需继续发挥这种模式的作用，而且当时进行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完全具备。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保持经济政治的独立;鉴于近代以来的遭遇，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历史的惯性也是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搅动新社会的一池春水。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都经历过一段社会动荡时期，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具体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领过兵、打过仗，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丰富，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力不从心，手足无措，只好运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在所难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在野党”和“地下党”。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才能发现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办法”，而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价。
在经过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这一次，它汇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持续40年，而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既是生产力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三起三落进程中所积累的能量的总爆发。
（一）动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具体说，来自苏联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交互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它所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故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形态。它比较适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我国，通过这个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国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但环境变迁必然产生模式转变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改变自身的存在条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三起三落”推迟了这种转变，以至于这个模式维持到1978年时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8]（p115）就农业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所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币，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9]（p166）就工业而言，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3%。当时的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10]（p1848）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苏联模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旧体制障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将冲破这种体制的束缚。改革终于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领域再度兴起。
（二）经验的积累。
我国改革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首先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还不算，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使本已元气大伤的农业经济又雪上加霜。从切身的经历中，农民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时期，一些农民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具体表现为“闹退社”和“包产到户”。“闹退社”是从合作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化;“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制度做些“修改”。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11]（p84）此后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成为农村改革的“演习”。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表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一举措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饮水发生困难。面对灾情，肥西县山南区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农业大丰收。从此，这一农民早已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可能那样迅速。正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线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2]（p1350）。
（三）变革的逻辑。
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两点”即全面，重点则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4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但不能说它已经成熟。远的不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4]（p77）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有剩余劳动产品、有社会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因此，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占有日益呈现出深化性质;把市场作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发整个社会活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协作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当然，市场经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失灵”情况的发生。由此决定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5]（p9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5]（p90）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p104-105）这说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国“治理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已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而言，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社会领域而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总的要求就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为此，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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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c].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90.
毛概论文
总之，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又面对世界范围内日趋激烈的竞争，能不能解决好发展的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国富民强都无从谈起。
设计概论论文
在艺术设计中，创新是贯穿其中的核心动力，不论是从最初的设计构想或策划，还是产品的设计构图、制作过程、流通渠道、使用方法，亦或是产品报废后的回收利用等，都离不开创造性思维的参与。对此，应当有针对性地进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即打破惯性思维，重视全面教育；培养敏锐的感知力，注重发挥丰富的想象力。
所谓创造性思维，就是人们在开拓新的领域、寻求新的成果的思维活动。毋庸置疑，创造性思维所应当具备的基础条件是人们具有一定的感知能力、联想能力及理解能力等等；创造性思维所需要的核心动力是具有积极创造的思想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将人们大脑内部所有的信息通过联想、想象等方式进行一定的加工处理，最终针对某一具体问题寻求更为新颖、更为独特的方法。实际上，创造性思维并非一朝一夕便能够培养出来的，而应当通过长时间的探索与钻研，并经历多次挫折才可能形成的。具体到艺术设计领域中，其核心思想便是创新。从这一角度上看，创造性思维是艺术设计的核心动力。可以说，艺术设计必须借助于创造性思维才能使最终的设计作品具有更大的生命力与市场吸引力。
客观地看，在进行艺术设计的时候，创新是贯穿其中的核心动力。毫不夸张地说，设计者的创新能力直接决定其作品的成功与失败。就其特点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第一，创造性思维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如前文所述，创造性是艺术设计的核心，创造性思维的合理运用直接关系到设计产品的优秀与否。从很大程度上看，创造性对于艺术设计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设计者应当敢于突破常规，将已经获得的知识或经验进行加工、重组，并结合设计师的想象与联想，从而不断寻求更为新颖、更为独特的设计方式，使设计作品尽量地完美。通常情况下，在艺术设计领域，创造性思维的创造性往往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对新事物的适应力与接受度较强，其二是对新问题的发现速度较快，其三是对新事物、新问题的应变能力较强，这无疑为艺术设计提供了更多的创作源泉。
第二，创造性思维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多数情况下，艺术作品仅仅有设计者的努力是不够的，换句话说，不少设计者在创作的时候，不惜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甚至于绞尽脑汁依然难以设计出令人满意的作品；而对于个别设计者而言，可能仅仅因为某一句不经意的言语或者动作，便能获得设计灵感，并设计出具有完美效果的作品。从这一角度上看，设计者的创造性思维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突发性。在承认思维具有偶然性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创造性思维活动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往往是建立在大量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并受外界因素的启发而产生的。
第三，创造性具有一定的无意识性。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可知，人的精神世界大致能够被划分为三种，即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其中，这里所说的无意识与潜意识是大致相同的。所谓无意识，从本质上看就是人的精神世界最深层次的自我。人往往在处于松弛状态的时候，更容易获得灵感，从而使其思维更具有创造性。
艺术设计过程中培养创造性思维的路径。
受传统因素影响，人们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总是习惯于运用自己较为熟悉、较为擅长的方式，渐渐地，对新思想、新事物敬而远之，甚至产生抵触心理，这显然严重制约着设计者的创作能力的发挥。不可否认，艺术设计不同于其他的工作，强调创造性是贯穿其中的核心，不论是从最初的设计构想或策划，还是产品的设计构图、制作过程、流通渠道、使用方法，亦或是产品报废后的回收利用等，都离不开创造性思维的参与。这就意味着，设计者在进行艺术设计的时候，应当敢于突破现有较为僵硬的惯性思维，在已有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融合先进的创作理念，不断进行刻苦的实践，从而设计出更好的产品。要创作出有效的艺术作品，设计者除了要掌握与设计本身相关的专业知识之外，还应当深入学习并掌握社会、人文及生态等其他新知识，通过一定的联想、想象等方式，从而实现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融会贯通，从而在不断丰富产品艺术积淀的同时，也对培养设计师创造性思维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毛概论文
引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个重大的战略任务。所以作为祖国未来的当代青年人更应当紧密地团结在以胡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青年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奋斗进取的实际行动，自觉投身到“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去，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社会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大学生在这其中显示出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大学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角色扮演。
功扮演的前提，正确定位有利于大学生清楚所处的社会地位、明确社会角色，有利于增强在社会角色扮演过程中行为的目的.性。
作为大学生应明确其基本角色是“学生”，是国家建设的后备力量，是这种“人才”的主力军。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是构建和谐校园的主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后继力量。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大学生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
作为社会知识群体的大学生，承担着祖国未来建设与发展的历史使命。大学生个体，作为一个特定社会成员的人格，总是受着这个社会的群体人格的影响。反之，大学生作为社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个体也会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和社会精神风貌的形成。因为在我国，大学生个体所组成的群体，每年都以数百万计而加入到社会群体之中，这是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作为青年中特殊的社会群体，当代大学生是青年中的优秀分子，是国家极为宝贵的人才智力资源。由于他们的年龄优势，并且都将掌握着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处于人生发展和创造的黄金时期，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财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能够发挥着突击队和主力军的作用，成为创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要物质基础的骨干力量。
另外，当代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既是实施者，也是创造者，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较高素质的建设者之一。我们就因该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好好的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勇气，在建设中发展自己，在发展中建设社会。
当代大学生应在学习的过程中参与和谐社会建设实践，在实践中继续学习，培养自己所应有的和谐社会意识。通过一切可进行的途径，参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促进建设，并在建设中发展自己。在学习中注意各种有益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活动，并积极参与其中。为此，大学生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逐步优化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
二、大学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大学生作为当今社会的一大群体，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这是一个全国乃至全球性的问题。作为中国当代大学生，更有义务为构建和谐社会出一份力。
首先，我们要培养正确的思想意识，用科学的思想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应以理想信念为核心，以爱国主义为重点，增强我们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树立民族意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同时，我们大学生要树立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理念，构筑团结互助、平等友好、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
其次，大学生就业问题对构建和谐社会也有很大影响，大学生充分就业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大学生自身和谐发展和充分就业，是整个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对高校毕业生而言，在他们毕业之际，能有一份让他们学有所用的满意工作，使他们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消除躁动情绪，就会为全社会的和谐创造气氛和条件，也就是说大学生充分就业会有效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另外，大学生青年志愿者自愿主动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与劳动保障事业，从一开始就发挥着先进文化的作用。大学生青年志愿者行动致力于帮助有困难的社会成员，努力消除贫困和落后，减少社会公害和环境污染，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促进社会协调和全面进步，致力于建立互助友爱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公德，倡导团结友爱、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无私奉献的良好风尚，净化了社会风气。大学生志愿者活动作为一个载体，把不同的人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社会和谐，融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同时，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方面的创新活力，不断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学生作为先进知识的掌握者，民族创新精神的养成有赖于大学生的拉动。从大学生群体中流溢出的科学文化精神，从大学生群体中走出的富有创造能力的人群，其自身所带有创新的活力，播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
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要想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力军，最重要的就是要努力学习。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我们才能拥有扎实的基础、广博的文化知识和实用的专业技术，从而完善和发展自我，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结束语】在社会历史的进程当中，作为社会的主力军，我们应当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共同促进祖国发展。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之中，大学生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的，只要我们肯于投入其中，就一定会在社会的发展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上起到巨大而关键的作用。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肩负历史使命，实现人生价值。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力军！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响应祖国的号召，自觉投身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工程当中，将自己青春灿烂的年华献给祖国，投身到为人民服务中去。
毛概论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以及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文化领导权等研究成果的梳理，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学者从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旨在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毛泽东文化观的热潮，对毛泽东文化观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1对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研究。
1.2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
这一阶段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研究趋于成熟、稳定，且侧重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这一时期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更为客观地论述毛泽东文化观，牟岱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为目的出发，对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的原因、特点和意义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与其家庭生活经历、传统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受马列关于文化论述的影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要求。[13]张慧明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目的出发，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泽东关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方针。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细致丰硕，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几个方面：
3.1对李大钊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关系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陶红霞等人的研究最为典型。关于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的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都主张中西合璧创造中国新文化。[17]管晓莉则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毛泽东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对中西文化都进行辩证的否定，均认为中国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3.2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学者试从微观入手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譬如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民俗文化观、民主行政文化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覃梦早对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进行了讨论，作者着重论述了毛泽东民主行政思想的提出、民主行政价值观的界定、民主行政本质的定义以及民主行政的一系列运作原则和方法，指出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民主行政文化观，对于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文化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27]吴燕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进行分析，阐述了毛泽东法制思想的要点和党的法制方针以及共和国法制建设的曲折历程，探讨了毛泽东法制文化观对当今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周直对毛泽东革命文化观进行了探析，分析了毛泽东革命文化观的内涵、特点，论述了其发展历程，对毛泽东的革命文化观进行了反思，提出在现代化的新形势、新任务下，毛泽东革命文化观仍然有着警示作用。
除以上学者外，还有学者从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文化创新思想、文化批判思想、文化政策思想等角度进行分析。譬如潘娜从建构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视角出发对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进行分析，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突出体现了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同时指出传承和发扬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要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强化法律和制度建设，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亓娇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大众化理论，指出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是实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杨成敏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创新思想，指出文化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这一时期学术界渐重视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这一时期主要代表有康渝生、孙宏健等人。康渝生认为梳理毛泽东有关文化问题的理论建树，透视浸润于其中的致思理路，有助于进一步把握毛泽东文化观的精髓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33]孙泽学在分析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基础时提出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应与经济、政治发展相适应、新文化建设要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外国先进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等思想，为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孙宏健在分析毛泽东文化观的基础上提出毛泽东文化观关于文化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成功经验，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积极启示作用。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及相关问题探讨深刻而广泛，研究成绩斐然，但还有一些研究薄弱环节需加强。笔者认为纵观目前研究成果，一是对于现实价值还需深刻探析，深入把握，深入挖掘毛泽东文化观对现代文化建设以及文化自信建设的现实价值;二是笔者发现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影响论述欠缺，有待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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