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写心得体会，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和经验。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些优秀心得体会作品，或许能给你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建设法治社会心得体会感悟
福建省泉州市欣佳酒店“3·7”坍塌事故调查结果公布，事故原因之一就是“依法行政意识淡薄”。对此，调查报告中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强化法治思维，坚持依法行政，提高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培养法治思维势在必行。
培育法治理念，破除思想根基不牢。培育法治理念是形成法治思维的基础，领导干部是国家治理的组织者和执行者，培育法治理念就是培育领导干部崇尚法律、尊崇法律的理念，学会运用法律理论来分析利益关系，依靠法律逻辑来解决矛盾纠纷。培育法治理念，就是要引导领导干部掌握法律的基本精神和法律背后的精神实质，牢固树立“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理念，做到权由法定，权责一致;培育法治理念，就是要强化对领导干部依法用权的监督，划出权利的分水岭，指明责任的边界线，增强领导干部对法律的敬畏之心，维护法律权威，捍卫法律尊严，保证法律实施。
提升法治素养，破除思维方式滞后。提升法治素养是养成法治思维的途径，领导干部是依法治国和依法执行的实践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应当做学法的模范，带头了解法律、掌握法律”，提升法治素养就是要提升领导干部掌握法律、运用法律的能力。提升法治素养，就是要运用干部教育培训，加强对领导干部法律知识的系统性培训，既要学习法律的具体条文，又要学习法治的精神和原则，学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提升法治素养，就是提升运用法律法规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会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开展工作，以法律法规为遵循指导工作，以法律法规为尺度评价工作，在法治轨道上决策做事，不另搞一套、不另辟蹊径、不另立标准。
规范法治实践，破除依法行政不严。法治实践与法治思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领导干部必须时刻运用法治思维，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开展实践活动的行为方式。规范法治实践就是要求领导干部按制度、程序和规则办事，无论是执政、行政、立法、执法、司法,都必须做到守制度、守规则、讲程序，克服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情扰法。规范法治实践就是要强化监督管理，实行终身责任追究制以及责任倒查机制，坚持有错必究，对于违背法治的行为及时进行纠正和惩戒，坚持有责必问。
法治思维，是增强领导干部政治领导本领的重要抓手，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各级领导干部只有汲取欣佳酒店“3·7”坍塌事故的深刻教训，提升法治素养，培养法治思维，才能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才不会“不虑前事之失，复循覆车之轨”!
中国法治建设的心得体会
近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正朝着更加完善的方向发展。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对中国法治建设有着深切的感受和体会。在我看来，中国法治建设需要坚持五个关键要素：坚持以宪法为核心，积极引入法治理念，加强司法独立，加大监督力度，推动法律服务的普惠性。下面将从这五个方面阐述我的心得体会。
首先，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坚持以宪法为核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法治建设的基石。要加强宪法的学习和宣传，使宪法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信仰。只有将宪法融入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才能真正做到法治在人民中的根深蒂固。同时，要加强对宪法执行的监督，确保宪法权威得到有效维护。
其次，中国法治建设需要积极引入法治理念。法治理念是现代法治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它包括以法定的为基础、法无禁止即可为、法定程序等核心原则。这些原则要贯彻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中，使法律更加具有公正性和公正性，提高法律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同时，还要注重培养全社会的法治意识，让人们从小就学会尊重法律，遵守法律。
第三，中国法治建设要加强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法治的重要保障，它是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能力和权力。要加强司法机构的独立性，确保法官能够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职权。同时，还要加强对法官的培训和监督，保证他们的职业道德和素质。此外，还要加强司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的分开，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发生。
第四，中国法治建设要加大监督力度。法治建设的核心是权力制约，必须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来约束和监督权力的行使。要加强对政府和公共机构的监督，确保他们依法行政，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同时，还要加强对执法人员的监督，防止滥用职权和腐败现象的发生。此外，还要加强对公众的监督，让人民成为法治的参与者和监督者。
最后，中国法治建设要推动法律服务的普惠性。法治的核心是法律的公正和公平，必须让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享受法律的保护和服务。要加强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合法权益的维护。同时，还要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教育和帮助，强化法律服务的普及和普及，使人民能够更好地了解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中国法治建设需要坚持以宪法为核心，积极引入法治理念，加强司法独立，加大监督力度，推动法律服务的普惠性这五个关键要素。通过不断努力和改革，相信中国的法治建设能够不断迈向更高的水平，为人民创造更加公正和公平的社会环境。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到法治建设中，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建设法治社会心得体会感悟
有网络视频显示，2月5日，云南镇雄一刚上任派出所长在疫情卡点，对涉嫌违法超载的摩托车驾驶员连续狂扇3记耳光，并大声质问：“哪个喊你骑的?你还带那么多人，你带几个人?熄火!”其霸道作风令人咋舌。令人欣慰是，镇雄县委回应社会关切迅速，免去其派出所长职务，由县纪委监委对其立案调查。
近期，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内防扩散、外防输出，坚决防止疫情扩散，赢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广大基层干部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放弃春节假期，奔赴疫情第一线，展现了前所未有的“硬核”力量。他们走村串户开展宣传教育、设卡定点排查流动人员，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收到了明显成效。网络上，晒出了各个地方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实招”和“硬招”，如“高音喇叭喊话”“硬核标语”“铲车封路”“铁锤砸麻将桌”等等，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其紧张气氛不言而喻。一些“霸气村长”“霸气警察”成为“网红”，受到不少网民热捧。
疫情当前，我们不妨多些理性思考。庚子鼠年，一场突入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冲淡了新春佳节的喜庆气氛，人们谈“疫”色变，“宅”于家中寸步难行，绝大多数群众表示理解和支持，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自觉遵守法令制度，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坚信中国一定能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然而，少数群众思想认识还不到位，自我保护意识不强，阻碍了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一些基层干部和执法人员盛怒之下，出现了言辞过激、粗暴执法的行为，广大人民群众难以接受。
大疫必大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强调，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疫情防控是一场大考，不仅检验各级党委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更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提出了挑战。因此，广大党员干部和执法工作者要树立法治思维，积极开展疫情防控普法宣传，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法治意识，依法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在“疫”线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水平。
硬核不是暴力，霸气不是霸道。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阻击战中，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执法人员要带头尊法学法用法，做制度执行的表率，科学执法、规范执法、文明执法，提高疫情防控法治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建设法治社会心得体会感悟
党员干部既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组织者、推动者，又是示范者、引领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始终在学法普法用法守法上作表率，点亮“法治之光”，推动形成全面依法治国“燎原之势”。
学法为先，蓄积“法治之能”。学法知法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也是为官干事做人的基本要求。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谋划推动工作，全面依法治国决策部署必将流于形式、成为空谈;党员干部缺乏法律法规有效规范和约束，必然增加触碰红线、踏足雷区的风险。党员干部要着力蓄积“法治之能”，通过“线上学+线下学”“集中学+个人学”“向理论学+向实践学”等方式，全面学习掌握基本的法治知识、法治思维、法治手段，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能力。领导干部要带头坚定法治信仰、弘扬法治精神，自觉将法治贯穿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等各方面。
普法为基，唱响“法治之声”。全民普法是全民依法治国的一项基础性、长期性工作。今年是“七五”普法收官之年，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是打好“十三五”收官战、赢得“十四五”开门红的重要保障。党员干部要积极支持参与“七五”普法、“法律八进”等活动，深入宣传宪法、民法典等法律的重大意义和基本知识，当好普法宣传员，唱响法治最强音。要依托“双报到”、挂包驻帮、调查研究等，下沉基层一线尤其社情民意复杂、法律意识淡薄地区，深入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易于接受的普法宣传活动，让法治精神浸润人心，让群众感受法治温暖，努力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浓厚氛围。
用法为本，行稳“法治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法治观念、法律意识，善于运用法治方式开展工作。党员干部示范带领广大群众增强法治意识、用好法治武器，才能行稳走好致远“法治之路”。要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始终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着力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要把依法行政、依法用权视为政治上成熟的重要表现，用法治思维提升执政理念，用法治素养提升执政能力，用法治水平提升工作水平，以实际行动践行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
守法为要，树好“法治之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打铁尚需自身硬，“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党员干部把“法治之尺”立得稳、守得住，带头尊法守法、敬法畏法，群众才能心悦诚服自觉紧随，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才能早日实现。要把法律法规作为日常行事的准绳，自觉尊崇法治、敬畏法纪，严格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严格规范和约束自身言行，绝不能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
建设法治社会心得体会感悟
“权力制约”可以说是一个老生常谈而又常谈常新的话题，权力必须有理性和刚性的手段——法律——加以制约。当前，权力理论可分为两大主要流派。一个是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韦伯主义”，其认为“权力是某种社会关系中一个行动者所拥有的不顾反对而贯彻自己意志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所依据的基础是什么。”“我所理解的权力，就是一个或若干人在社会活动中即使遇到参与该活动的其他人的抵制，仍然有机会实现他们自己的意愿。”另一个是帕森斯主义，其认为，权力是一种系统资源，“是一种保证集体组织系统中各单位履行有约束力的义务的普遍化能力。”加尔布雷斯则认为，“权力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行为之上的能力”。
近代的法治是从古代法治理论中发展而来的，早在古希腊就有人治和法治之争。柏拉图早期是典型的人治论者，其在《理想国》中主张贤人治国或“知识专政”，他认为“哲学王统治”是最好的治理方式，理想国家是靠贤人的智慧和知识而不是靠法律来掌管的。理由是“尚法不如尚智，尚律不如尚学”。不过晚年的柏拉图却认识到法治的合理性，将法律当作人们追随的“上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氏的这句名言在人治法治之争中显得尤为耀眼。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先师的“哲学王统治”，而主张“法治”。他认为：“凡是不凭感情治事的统治者总是比感情用事的人们优良，法律恰正是没有感情的”“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平衡”，继而，亚氏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指出了今日我们早已熟知的关于“法治”的经典定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到了近代，法治的光芒穿透了人治的黑暗。英国成为法治实践的策源地，英国哲学家哈林顿对人治与法治也有精彩论述，他认为“有完备的法，则有善良的人”，而不是“有善良的人，则有完备的法”。现代法治理论关注的核心是国家权力，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尤其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诚如洛克所论证的：法治的真实含义就是对一切政体下的权力都有所限制。
由此可见，法治从精神到形式都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提出了要求。法治精神的实质是关于法在与国家和权力交互作用时人们对这一关系所选择的价值标准和持有的稳定心态，既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问题，它回答的是法律是否具有最高权威问题。无论何种形态的社会，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存在。如果公众心目中认同的最高权威不是法律，而是什么所谓的“人格魅力”、“权力道德”，那么这个社会肯定不是法治社会，即便不是“赤裸裸的人治社会”也只能是“法治面纱下的人治幽灵”。在凡有权力高于法的地方，法都是随执掌权力人的意志而被随意塑造的。这种社会里的法是呈“人格化”的，没有理性而且多变，人们既无法信赖法律也无法依靠法律，这样只能专而投向“人身依附”或“权力依附”，结果就是“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等不好的现象横行于世。当法律的权威远不及一人之言时，其结果便是人人自危、无法无天、国将不国。
在权力制约理论方面,西方先哲先行一步。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政治家亚里士多德,他指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作为构成的基础,即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和审判机能。亚里士多德的分权论可以看作是一种萌芽形态的国家权力制约论。继亚氏之后古希腊政治家波利比阿认为在罗马的制度中存在着一种各个权力互相制约、防止对方无限扩张的关系，并认为这是罗马兴盛的重要原因。他断言,如果国家由各种权力互相帮助,互相牵制,那么无论在什么危急的时候,都可以成为一种很坚固的团体,除了这种政制之外,再也不能找出更好的政制。近代资产阶级权力制约学说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洛克和法国的孟德斯鸠。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了立法权、执行权和联盟权分立的主张。他认为,政府权力如果成为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就会成为专制的,而必然会危害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并且明确地提出“用强力对付强力”的原则。孟德斯鸠在国家权力制约与分权理论方面比洛克又前进了一步。他认为,自由只存在于权力不被滥用的国家,但是有权者都容易滥用权力却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保障自由的条件就是防止权力的滥用。他主张防止权力滥用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建立一种能够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体制,以确保人们的自由。
从上述西方学者对国家权力制约的论述和历史实践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一切法治国家都需要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否则就会造成权力的滥用。这是一条被人类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客观规律。2.国家权力制约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没有社会公正的国家,人民是没有自由可言的。3.只有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才能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
显然，国家权力制约与依法治国是密不可分的。权力制约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手段，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内涵。法治意味着控权制度的存在和权力制衡原则被遵守。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必然存在权力制约;凡是法治成熟的国家,人民的权利定会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因此,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制约,就不会实现法治国家的状态。
中国法治建设的心得体会
中国法治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涉及到法律、政府治理、社会意识以及个体行为等多方面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从我的角度出发，总结出了一些心得体会。首先，法治建设需要健全的法律体系作为基础；其次，法治建设需要强化法律意识和法治信仰；再次，法治建设需要有效的执法机构和司法体系；最后，法治建设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推动。
首先，法治建设需要健全的法律体系作为基础。法律是国家的意志和权威的体现，是社会秩序的基石。建设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对于实现法治目标至关重要。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体系正在逐渐完善，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法律的体系性和协调性还不够强，一些重要法律的制定和修订比较滞后，对于一些新兴领域和问题的法律规范还不够完善。因此，我认为法治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法律的研究和修订，不断提高法律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
其次，法治建设需要强化法律意识和法治信仰。法治的实施需要每一个公民都遵守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在现实中，由于一些人对法律的认识不够深入，法律意识不足，甚至对法律敷衍了事，导致了一些违法乱纪的现象的存在。因此，我认为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信仰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这需要从教育、宣传、制度建设等多个方面入手，使每个人都明白法律的重要性，自觉遵守法律，增强法治的实施力和效果。
再次，法治建设需要有效的执法机构和司法体系。法律的实施需要有相应的执法机构和司法体系来维护和保障。在中国，尽管执法机构和司法体系在近年来有了很大的改善和进步，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执法不公、办案不力等现象时有发生，司法资源分配不均衡、审判流程不透明等问题仍然存在。因此，我认为加强执法机构和司法体系建设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这需要加大对执法机构和司法体系的投入力度，提高执法人员的专业素质，改进司法制度和审判流程，确保公正、高效的司法实施。
最后，法治建设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推动。法治建设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推动。作为公民，我们应该自觉遵守法律，增强法治意识，严守法律底线；作为企事业单位，应该遵守市场规则，不得以违法手段谋取利益；作为法律从业者，应该恪守职业道德，秉公执法，维护司法公正；作为媒体，应该提供真实、客观、公正的法治信息，引导舆论监督。只有全社会共同参与和推动，才能够推动法治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总之，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共同推动。从健全的法律体系、强化法律意识和法治信仰、有效的执法机构和司法体系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推动这四个方面出发，可以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一些借鉴和思考的方向。我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法治建设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公正、权威、高效的司法保障。
建设法治社会心得体会感悟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以法治维护公平正义，科学立法是引领。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才能筑牢人们共享人生出彩机会的坚实平台。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以法治维护公平正义，严格执法是关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解决好执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等问题，惩治执法现象，才能确保法律公正、有效实施，牢牢树立起法治权威。
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以法治维护公平正义，公正司法是保障。“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无论是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还是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更好服务于民，或是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都是为了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以法治维护公平正义，全民守法是基础。“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各级领导干部首先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而应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担当起法治建设的责任。同时，也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全民积极投身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伟大实践，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就有了最可靠的保证。
建设法治社会心得体会感悟
两天的培训，时间虽然短暂，但丰富的学习内容却使我受益匪浅。通过这次培训，既使我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又让我明确了肩负的责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十届五次全会对依法法国、治省做出了重大战略部署，而大力建设法治交通，是贯彻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实际工作，我谈几点学习贯彻体会：
一、强化法治思维，养成依法办事良好习惯。
“最好的法律不仅仅是印在纸面上的条款，也不仅仅是写进判决书里的文字，而是铭刻在公民内心中的行为准则。”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提高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关键在于让法治成为党员干部的共同信仰。作为领导干部，首先就要带头学法用法，增强法律意识，树立法制观念。要养成运用法治思维的习惯。一是要把“按法规程序办事”、“合不合法”当成自己的常用语，使法治思维成为自发的一种心理需求，养成依法履职、依规办事的习惯。二是在遇到权力与权利冲突、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时，要主动运用正当程序和法律原则处理问题，坚持依法办事。三是要处理好政治思维、经济思维、道德思维与法治思维的相互关系，使决策既合法合规、又合情合理。
二、规范执法行为，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交通，就是要在交通运输行业中依法行政，依法履职，通过规范行政行为，落实岗位责任，完善监督机制，建立责任追究等制度体系建设，使行业管理在法治的轨道上得到加强，行业在法治的轨道上规范发展。一是要进一步提升执法队伍综合素质，通过加强执法队伍全员培训教育、执法责任量化到个人、执法岗位交流、交叉执法、编制执法手册等措施，增强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和服务意识，提升执法队伍素质。二是要着力减少制度执行自由裁量空间，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对行政处罚裁量权的适用范围、裁决幅度、处罚标准、处罚程序作出准确、科学、详尽的规定，保障裁决合法、合理、公正。要建立重大行政复议诉讼案件报备制度和重大责任行政复议诉讼案件通报制度，加大对典型行政复议诉讼案例进行研究、分析、交流，出台应对和防范措施，保障程序和结果公开、公平、公正。三是要完善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对可能引发行业重大矛盾的决策，建立完善风险评估机制，综合评估确定决策事项的风险等级后再进行区别决策。严格决策后评价和责任追究。通过民意反映、抽样检查、事后评估等手段，跟踪重大决策执行情况。对违法决策以及决策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提升服务水平，把法治建设与服务民生有机结合。
法律是保障人民权利的武器，是为民众谋福利的工具。只有从人民群众的期待和要求出发，法治建设才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才更有影响力和说服力。要把法治建设与服务民生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提供法律服务、满足群众需求的过程。作为与群众联系紧密的交通运输行业，我们要提高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各项服务能力。一是优化行政审批服务。要进一步减行政审批事项、减审批环节、减审批时限、减审批费用，着力提高行政效率。继续优化和完善各环节工作流程、管理规范，深入推进行政审批“一站式办公、一个窗口服务”制度，进一步完善“一门受理、统筹协调、规范审批、限时办结”的运作方式，真正做到所有的行政审批事项“一个窗口对外、一次性告知、一条龙服务、一站式办公”。二是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对涉及交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征求意见。对同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交线路开辟调整、运力投放、运输票价制定调整等重大事项，要实行公示、听证制度，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三是拓宽外部执法监督渠道。增加来自营运车辆驾驶员、经营业户和普通市民的执法监督员，将事后外部监督与事前内部监督相结合，将查案纠错监督与超前防范监督相结合，将个案监督与全面监督相结合，推动形成全市交通行政执法监督的长效机制。
建设法治社会心得体会感悟
党的十八大报告根据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明确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党的十八大报告吹响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军号，对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未来5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报告突出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内在目标，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度动力和根本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我们党必须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放在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全局性、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迫切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党的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既是一场深刻的观念变革，更是一次全面的制度创新。我们要勇于把自己的思想从各种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但观念的变革容易受到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影响与束缚，容易停顿、反复甚至逆转;因此，我们更要把法治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方式和有效载体，通过制度供给、制度导向、制度创新来解决制约科学发展的制度空白、制度缺陷和制度冲突，真正把科学发展建立在制度化的基础上，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内。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越是从发展的早期进入发展的中期和后期，越是从粗放发展阶段转向科学发展阶段，就越需要通过法治来克服在发展过程中个体行为选择和政府决策行为选择的功利化、短期化、表面化现象，纠正各种重速度轻效益、重总量轻质量、重效率轻公平、重局部轻全局、重当前轻长远的做法，建立健全一整套支持、推动和保障科学发展的长效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从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建设法治社会心得体会感悟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只有政府带头有法必依、严格执法，国家才能在法治的轨道上有序发展。
早在2月23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于政府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避免了“有权任性”的情况发生。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给权力戴上的“紧箍咒”，让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得到了有效提升，极大地释放了市场活力。
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个体都是“单位人”，从自己的生老病死，到孩子出生、读书、分配、工作等等，都需要单位和政府的管理，而政府过多地干预微观事务，则会束缚个体的成长。步入市场经济，各种社会力量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单个的人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政府已经慢慢习惯于不再干预微观的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但是，这种转变对当下的市场需求而言，还不够彻底。因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政府依法行政成为了新时期的革新。每个行政行为，都得依法，政府的手不能伸的太长，否则，如果政府管得过多，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增加交易成本，还容易滋生腐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释放市场活力的决心和信心。
依法行政在新时期新阶段，就是一场“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自我革新。各级政府相继推出了“负面清单”，对审批目录清单进行全面梳理，不该政府审批的，坚决祛除，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而广大年轻的创新创业者，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掀起了追逐梦想的新高潮。很多年轻人感慨，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错过了上世纪_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迎来了新时期新阶段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机遇，又有“互联网+”的无限可能。而且，政府简政放权、依法行政吹起了一股创业新风。
“大道至简，衍化至繁。”从各级政府公布的审批目录清单中，我们可以发现，对激发市场活力的浓浓诚意，清单以外的项目，我们已经不用再申请行政审批了，而且政府一直在对审批事项做“减法”。“法无授权不可为”背后，蕴含的市场活力前所未有。
新中国法治建设的主要成就
梁光烈，四川三台人，1940年12月出生，1958年1月入伍，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司令部作训科参谋、武汉军区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师长、集团军军长，北京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等职。上将军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０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６０年来，在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军经过艰苦奋斗，逐步由过去单一军种发展到现在的诸军兵种合成，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水平不断提高，为祖国安宁、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出了重要贡献。
梁光烈说，新中国成立６０年来，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些成就表现在６个方面：
一是思想政治建设不断加强。我军与西方国家军队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有党的领导、有思想政治工作这个特有优势。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弘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持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确保我军经受住了各种考验，始终保持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是现代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大幅跃升。我们十分注重适应形势的发展，依据国家安全的需要，加强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近几年，针对战争形态的演变，军委明确提出，要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进一步转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上来，实现了军事战略指导的与时俱进。我军遵循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要求，大力提高核心军事能力，有力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三是体制编制不断调整优化。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军总员额５５０万，后来最多时达６００多万。经过多次调整改革，我军朝着精兵、合成、高效的方向不断迈出新的步伐。目前，我军总员额２３０万，军兵种部队比例趋于合理，部队编成结构得到优化。
四是武器装备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军陆军装备大多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杂牌”，海、空军装备数量很少，性能也很落后。现在，我们在天上有军事卫星、先进战机，地面有新型主战坦克、各种火炮、导弹，海上有先进舰艇、潜艇，可以说西方发达国家拥有的各类装备，我军基本都有了，而且不少装备的性能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既体现了我军现代化水平，也反映了国家科技实力的巨大变化。
五是军事外交成果丰硕，较好地服务了国家政治外交大局，服务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六是国防动员建设全面推进，国防动员能力显著增强，国防动员体系在平时服务、急时应急中发挥了特殊的优势和作用。
不断丰富和创新的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南。
梁光烈指出，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归根结底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正确指引。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创新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南和强大思想武器。
梁光烈说，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指引我们建设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实行人民战争，夺取全国胜利的基础上，又指引我们正确解决了取得全国政权后建立现代国防的重大课题。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指引我们正确解决了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重大课题。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指引我们正确解决了在世界新军事变革蓬勃兴起、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保证人民军队打得赢、不变质的重大课题。胡锦涛主席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主要回答了在世界战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确保我军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的重大课题。实践证明，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一切成就和进步，都是认真学习实践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结果。
我军武器装备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武器装备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军队的装备发展历来备受瞩目。梁光烈在接受采访时专门介绍了新中国成立６０年来我军装备发展的历程。
梁光烈说，６０年来，我军装备发展大体经历了４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后到上世纪５０年代末，通过引进仿制，基本实现了我军武器装备制式化。二是上世纪６０年代到７０年代，坚定不移走自力更生之路，成功研制出歼８、强５飞机和导弹、驱逐舰等大批常规武器装备，创造出“两弹一星”的奇迹。三是上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后期，军队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装备建设收缩战线，多研制、少生产。同时有重点地启动一批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研制，为后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四是上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以来，我军由半机械化向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转变，武器装备加快发展，形成了以二代装备为主体、三代装备为骨干的现代武器装备体系。
“目前，三代主战坦克、歼１０飞机、预警机、巡航导弹、新型驱逐舰和新型战略核导弹等高新技术装备已在一些部队列装。”梁光烈强调，“我们还将适应国家安全需要，继续发展更先进的武器装备，为我军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支撑。”
我军信息化条件下的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
武器装备与军队的战斗力息息相关。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能力如何？梁光烈说：“军队建设就是要提高战斗力，这是一个基本要求。我军经过战争年代的千锤百炼及和平时期的长期建设，在衡量战斗力最基本的人和物这两个方面建设上都有很大提高。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我军是有强大战斗力的。特别是近年来，我军围绕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需要，大力提高官兵素质，加快发展高新技术武器装备，扎实开展实战化训练，信息化条件下的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尤其是战略预警能力、机动能力、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和信息化对抗能力有了很大提高，陆海空军和第二炮兵的联合作战能力明显增强，确保了有效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谈到近期举行的“跨越-２００９”军事演习时，梁光烈介绍说，演习是和平时期部队的“磨刀石”，通过演习，能够检验部队的训练成果、提高部队战斗力。这次大规模跨区实兵检验性演习，沈阳、兰州、济南、广州４个军区有数万名官兵参加，机动距离远，演练课目多，设置的电磁环境复杂，对抗难度较大，既检验各级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又全面检验部队的远程机动、火力打击、信息对抗和综合保障能力，对部队是一次很大的锻炼和提高。类似的机动检验性演习，近几年各军区、军兵种都组织过，特别是复杂电磁环境下的演练活动开展得比较活跃，标志着我军进一步兴起了大抓军事训练的热潮，正在加速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
国庆６０周年首都阅兵将展示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良好形象。
即将举行的国庆６０周年首都阅兵，国内外十分关注。梁光烈介绍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１４次国庆首都阅兵。届时，数十个徒步和装备方队、上百架飞机、数百件新型主战装备，将通过天安门接受检阅。
“受阅人员和装备方队训练水平很高，场面壮观，气势雄伟，令人振奋。”已经到阅兵村看过２次合练的梁光烈认为这次阅兵主要有４个特点：
——参阅力量齐全。陆军、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武警、民兵预备役部队都有方队参加，涵盖了我国武装力量体系的各个方面。
——参阅装备先进。全部是中国自主研制，其中大多数是新型主战装备，技术战术性能先进，有的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阅兵准备充分。从５月份受阅人员和装备进驻阅兵村起，阅兵方队至今已进行了４个多月的封闭式训练，经过多次合练。
——官兵精神面貌好。尽管天气炎热，但受阅官兵士气高昂，训练非常严格，在单个动作、方队排面和整体协调等方面始终坚持了最高标准。
“我们相信，这次阅兵，一定能够向党和人民汇报好，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展示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良好形象，壮我国威、军威。”
在参加抢险救灾和支援地方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６０年来，人民子弟兵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积极参加抢险救灾和支援地方经济建设，哪里有重大险情和灾害，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其中两件亲身经历的事情，梁光烈印象深刻。“一是１９９８年抗洪，当时我在沈阳军区任司令员，军区参加抗洪的部队，有的已被确定撤编，有的拟由师改为旅，但命令一下，从军师团领导干部到普通士兵，都冲到抗洪第一线，哈尔滨市一些复员退伍的老兵也纷纷赶回连队，参加抢险救灾。在松花江大堤出现管涌的危急时刻，那些十八九岁的战士，背着一两百斤的填塞物堵管涌，谁也不甘落后，一干就是一昼夜，提前完成了堵管涌的任务。”
“二是２００８年我到四川汶川抗震救灾一线慰问部队，亲眼目睹了广大官兵全力救助群众的感人场面。在德阳受灾群众安置点，一位老大娘拉着我的手，连声感谢解放军，最后泣不成声。这个场景，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军还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支援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军各大单位积极筹措资金，为西部地区对口支援了１０５所县级医院，沿长征路援建了１１２所‘八一爱民学校’等。”
军事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格局。
近年来，我军军事外交十分活跃，人们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多看到人民解放军的身影。对此，梁光烈认为，军事外交是国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坚持军事外交服务于国家外交大局的原则，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军事关系，为国家外交作出了应有贡献。
梁光烈说，服务于国家外交大局，我军军事外交工作已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一是广泛开展高层交往和互访，加深友谊，增进军事互信。二是不断深化与外军务实性交流与合作，互派留学人员、专业团组考察，学习借鉴有益经验，促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是积极参与多边安全对话，宣示政策，扩大影响。特别是在军事透明问题上，我们做了许多增信释疑的工作，先后发表了６版国防白皮书，建立了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制度，最近又开通了国防部网站，这些都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良好的反响。四是认真履行国际义务，坚定支持国际军控、裁军与防扩散努力，积极参加国际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救援活动，先后派出官兵１.３万多人次参加了联合国１８项维和行动，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之一。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开始，我们先后组织３批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为７００多艘船舶实施了护航，成功救援了９艘遇袭外国船只。
２１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展望国防和军队建设，梁光烈说，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锦涛主席高瞻远瞩，准确把握我国安全环境的发展变化，敏锐洞察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及时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梁光烈强调，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一支能够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有效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强大人民军队，建设与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强大国防。
“我们要坚持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相统一的原则，全面加强、协调推进军队各项建设。尤其要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我军的性质、本色和作风。”
梁光烈说：“国防和军队建设要坚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按照‘三步走’的战略构想，２０１０年前打下坚实基础，２０２０年前基本实现机械化并使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２１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据这一战略构想，陆军要从区域防卫型向全域机动型转变，海军要具备较强近海防御能力以及一定的远海作战手段，空军要由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转变，第二炮兵要真正成为一支精干有效、核常兼备的战略力量。”
“我们要认真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努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梁光烈最后强调：“胡主席深刻指出：‘建立巩固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大力支持下，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一定能够实现新的跨越，我军现代化水平和防卫作战能力一定能够实现新的跃升，我军一定能够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历史使命。”
中国法治理念心得体会
中国法治是指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基础，以人民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保障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和思想理念。在我国，法治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我深感中国法治的核心理念和体制优势。通过近年来的学习和实践，我对中国法治理念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首先，中国法治的核心理念是以宪法为核心。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律，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政体和政权组织形式，确立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在中国，宪法被赋予了最高法律地位，所有法律、法规以及行政法规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这一理念的核心是保障公民权利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确保法律的实施和执行符合宪法的规定。作为普通公民，我们应当了解宪法的内容，尊重宪法的权威，同时通过法律的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其次，中国法治的体制优势在于法律和行政的分立。在中国，法律和行政是相对独立的两个领域，相互制衡和约束。行政机关不能滥用权力，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行使职权；法律不能盲目地对事务进行干预，必须让行政机关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种分权的体制不仅有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也有助于维护政府的合法权力。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更能得以实现。
第三，中国法治注重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是指在法律和司法程序中，尊重当事人的权益和基本的正当程序。在中国，坚持程序正义是保证司法公正和权威的重要手段。法官和其他执法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不得随意改变、滥用权力。同时，当事人在司法程序中也要体现尊重法律和公正原则的态度，不能在程序上寻求巧门而破坏正常的司法秩序。程序正义的维护有助于减少司法失误和不公正的情况发生，更好地保障人民权益。
第四，中国法治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在中国法治体系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纳入法律和法制建设的核心内容，以促进法律和法治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互融合、彼此促进。这一融合不仅有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有助于提高法治的思想自觉性和价值导向。
最后，我认为中国法治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虽然中国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法律的实施不够严格，执法者的素质和能力不足等。同时，我们还需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和完善，中国法治体系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优势，为人民的权益保障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做出更大的贡献。
综上所述，中国法治的核心理念、体制优势、程序正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使其成为一种独特的法治模式。我对中国法治理念的体会是法治的确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有力工具，但仍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相信中国法治的发展将为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强大的支撑。我们每个公民都应当努力学习法律知识，遵守法律规定，为法治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新中国法治建设的主要成就
一条条通衢大道纵横交错，一座座标准化厂房高大宽敞，一幢幢高端住宅区拔地而起，一个个休闲广场热闹非凡……这是近年来永丰城市化建设给居民带来的最大感受。
“回家的路越来越宽了，休闲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居住的小区卫生也越来越好了，这几年我们的城市发展变化实在会是太快了”，家住芙蓉苑的王女士感慨到。
其实，王女士的感慨反映出许多居民的心声。近五年来，我县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构建和谐永丰的现代化城市奋斗目标，城市化建设驶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五年来，我县累计完成建设总投资近29亿元，其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7.8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近8.6亿元，小城镇建设投入11.8亿元。现建成区面积扩大到10.7平方公里，城市化率提高到34.6%，一个和谐文明、山水相拥的生态宜居城市正向我们大步走来。
道路网络不断延伸，拉开城市框架。
路网是一个城市的大动脉，是一个城市腾飞的助推器。五年来，我县建成了迎宾大道、工业大道，发展大道，以及永丰大道、恩江大道、佐龙大道、跃进西路的“白改黑”等一批城市主干道，拉开了城市西延北接和南扩东进的新框架。
五年来，随着新老城区路网的不断完善，城市人均道路面积由2007年的671平方米提高到目前的701平方米，五年新增道路总里程20.13公里。随着抚吉高速公路的开工建设，我县将彻底结束无高速县的历史。同时加大县区二级干道新建、改建和扩建，投资6.3亿元共修建农村公路2300余公里，新修（改建）桥梁500多座。实现乡（镇）、村100%通水泥路，大大改善了城乡居民的出行条件。
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改善住房条件。
“楼下有菜市场，上班就在旁边的工业园区制衣厂，儿子就在桥南小学读书，比起以前一家人挤在租房里简直是天囊之别”，刚搬进桥南廉租房的李女士兴奋地告诉笔者。
地产开发竣工面积达82.28万平方米，一批高水平设计、规模化投入的成片住宅小区相继落成。
与此同时，我县每年投入大量财力实施“安居工程”，全力构建城镇居民“无缝”住房保障体系，确保困难群众居有定所。五年来累计建设廉租房、经适房、公共租赁房等保障性住房9.46万平方米，累计发放廉租住房租赁补贴250.74万元，先后解决10965户中低收入困难家庭住房问题，另计划在2013-2015年建设1200套6万平方米的廉租住房。
公用事业建设加速，增强承载力度。
小区建在花园中，花草围着小区长。走进绿海星城住宅区，干净整洁，绿意盎然，“公园多了，出门就能见到绿色，到了晚上，往左走上几步就是贸易广场，往右就是欧阳修广场，都是休闲的好去处，住在这里，每天都神清气爽”，张先生满脸笑容的向我们讲到。
近年来，我县以引资促改制、以改制促发展，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公用事业改革，实现了城市公用事业投资多元化、运作市场化、管理规范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先后建成了欧阳修广场、市民广场、北晖园和葛溪河湿地公园等基础设施工程，使全县城区建成各类绿地面积达6834亩，绿化覆盖率达42.5%，人均公共绿地面积14.65平方米，一个“爱绿、建绿、护绿”的良好氛围已逐渐形成。
随着县城市生活污水一期及垃圾处理填埋提升工程的完成，污水处理率达7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近期与华润达成总投资8000万元的一期城区管道天然气项目，铺设中压管道3.5万米，铺盖1万户居民，二期工程铺设中压管道2万米，将覆盖整个城区管网，项目建成后居民家用燃气费用降低一半左右，届时将大大提升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和竞争力。
五年来，我县着力营造“城在园中、园在林中、山水环绕、碧水蓝天”的生态园林城市格局。年初，我县投资1000多万元，浓墨重彩绘就新城，编制完成了《永丰县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年）》，定位为全国碳酸钙生产基地、全国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山水相拥生态宜居和“西扩南延、沿江开发、跨江发展”的城市发展格局，县城规划控制区面积由25平方公里扩大到75平方公里，县城规划建成区面积由15平方公里扩大到25平方公里。
法治新疆建设心得体会感悟
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新疆地区的法治建设，加大了对该地区的法治支持和投入。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和政策引导，新疆地区正朝着法治化的方向迈进。作为新疆地区的一份子，我对这一进展深感欣慰，并从中获得了一些心得体会和感悟。
首先，法治构建了一个公正、公平、透明的社会秩序。在法治的指引下，人们的权益得到了保障，社会秩序得到了维护。过去，新疆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和特殊地理位置，存在一些传统习俗和社会问题，譬如一些群众可能会因为生活中的纠纷采取暴力来解决问题。而如今，通过宣传教育和法治意识的提升，人们逐渐认识到法律的作用和重要性，并且学会通过合法的渠道来解决问题。这不仅减少了社会矛盾和纠纷，还为广大人民提供了一个和谐、安宁的生活环境。
其次，法治保障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在法治的支持下，新疆地区的居民享有了更多的权益和自由。法治确保了人民的人身安全和产权安全，使得人民可以无忧地生活和工作。与此同时，法治还规范了行政机关的权力行使，保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例如，新疆地区的政府在各个领域设立了多个投诉举报渠道，倾听民声，解决民忧。这种情况下，民众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表达诉求，得到妥善的解决，保障了他们的权益。
再次，法治增强了人们的法律意识和素质水平。法治建设迫使人们不断学习法律知识，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水平。现在，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在法律面前的权益和义务，学会了保护自己的权益和合法权益。一些地区还开展了普法教育，提高了公民的法律意识，使得法治在新疆地区更好地得以落地生根。法律知识的普及和深入人心，为新疆的长治久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法治提高了社会治理的效能和公信力。在法治的引领下，新疆地区建立了一套科学、规范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了社会治理的效能。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不仅体现在治理的针对性和精准度上，也表现在监督的公正和公信力上。通过公开透明的程序，法治保障了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法治也强化了社会信任和社会安全感，使得广大居民可以更加安心地生活和工作。
总而言之，法治新疆建设的进展让我深感欣慰，也从中获得了一些心得体会和感悟。法治的建设为新疆地区构建了一个公正、公平、透明的社会秩序，保障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提升了人们的法律素质和意识，增强了社会治理的效能和公信力。希望新疆的法治建设能够持续推进，为实现社会稳定和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要建设法治中国心得体会
第一段：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稳定的关键因素。而要建设法治中国，首先要加强法治意识的普及和树立。只有国民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和支持法治建设，才能推动法治事业的稳步发展。作为一名普通公民，我深深感受到法治对于社会发展和个人权益保护的重要性。在各种场景中，法治的存在让我感到安心和有保障。因此，我坚信要建设法治中国，每个人都应当从自己做起，积极参与和支持法治建设。
第二段：为了建设法治中国，需要加大法治宣传教育的力度。法治知识普及是树立法治意识和培养法治精神的关键环节。政府和各级司法机关应当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通过制定相关法规、开展宣传活动等方式，向公众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大家的法治素养。此外，学校、家庭等社会教育机构也有责任将法治教育纳入课程，并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只有广泛宣传和普及法治知识，才能夯实法治中国的基础。
第三段：法治中国的建设离不开健全的法律体系。要建设法治中国，需要加快推进法律领域的改革和完善。这包括建立健全的立法制度，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提升法律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以及加强法律实施和监督的力度。只有健全的法律体系才能为法治中国的建设提供有力保障，确保法治的公正和效力。同时，还需要加强法律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提高司法机关的能力和水平，为法治中国的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第四段：建设法治中国也需要加强公民意识的培养和树立。作为一名公民，应当积极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并守法经营、诚信待人。在生活中，要主动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的权益和法律。通过培养和树立良好的公民意识，每个人都能够成为法治中国的建设者和推动者。同时，政府也应当加强公民权益的保护体系建设，确保公民的权益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
第五段：建设法治中国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支持。作为一名普通公民，我将积极参与和支持法治建设，通过自己的行动影响身边的人，并呼吁更多的人加入到法治建设的行列中来。只有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建设起法治中国，使每个人都能够在法治的框架下获得公平、公正、公开、公衡的社会环境。我坚信，在法治中国的建设中，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法治新疆建设心得体会感悟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大力推动法治建设，通过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执法能力建设等方式，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在亲身参与新疆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我有一些个人体会和感悟，下面就我在新疆法治建设中的心得和体会进行总结。
首先，法治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在过去，由于新疆地区存在一些民族矛盾，社会稳定面临很大的挑战。但是，随着法治理念的普及和法制建设的推进，社会秩序得到有效维护。法治建设将各个群体的权益固定在法律之中，使得每个人都能够依法行事、享受法律保护。这为社会稳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让人们更加安定和谐地生活。
其次，法治建设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法治只有在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下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法律是公民的底线，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在新疆地区，政府积极开展普法宣传和法律援助工作，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同时，各个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也积极参与到法治建设中，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只有全社会共同参与，才能够形成法治建设的合力。
再次，法治需要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法治不仅仅是依靠法律的规范，还需要执法机关的严格执法和司法机关的公正司法。在新疆地区，当地政府一直加强执法力量建设，提高执法效能，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司法机关履行了公正司法的职责，加强对各类案件的审判和裁决，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法律的实施离不开执法和司法的有力支持，只有执法和司法的严肃性才能给予人民群众更多的信任和依靠。
最后，法治建设需要兼顾和谐发展。在法治建设中，重要的是要做到统筹兼顾，兼顾各方利益，兼顾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新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亟待解决，法治建设也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使法治建设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在兼顾和谐发展的前提下，才能够更好地推进法治建设。
总而言之，法治新疆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通过我个人的参与，我深刻认识到法治建设对于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的重要作用。只有加强法律宣传教育、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执法能力建设，才能够实现法治在新疆地区的全面建设和发展，促进经济社会的繁荣和人民群众的福祉。我将继续关注和参与新疆法治建设，为法治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法治建设的心得体会
中国法治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深刻体会到了中国法治建设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和影响。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从五个方面来谈谈我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心得体会。
首先，中国法治建设给人民带来了更多的公平正义。在过去，不公平现象时有发生，法律的适用也常常存在偏差。但现在，中国的法治建设已经有效地纠正了这种不公平现象。通过加强法律的适用和实施，国家更加注重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让每个人都能够在法律面前平等受到保护。因此，中国的社会秩序更加稳定，人民对法律更加有信心。
其次，中国法治建设提升了司法公正和效率。中国在完善司法体制和加强司法改革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现在，司法机关更加独立，审判程序更加严谨、规范。通过加强司法人员队伍建设和加大执法力度，中国法院对各类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了坚决打击，为人民提供了更加及时高效的司法服务。这提升了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任，也加强了社会的法治意识。
第三，中国法治建设促进了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法治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中国通过加强法治建设，保护了人民的合法权益，加强了社会的管理和约束能力。通过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维护了社会的正常运行秩序，减少了社会矛盾和纠纷。人们更加守法，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稳定。
第四，中国法治建设推动了科学发展。法治建设不仅需要有有效的法律制度，还需要有健全的法治环境和法治文化。中国积极倡导“依法治国”，通过加强法律意识的教育和宣传，提升了人们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这有利于构建公平、公正、诚信的社会环境，也为人们的创业创新提供了更加稳定和可靠的法律保障。法治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科学发展的重要力量。
最后，中国法治建设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尽管中国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仍面临诸多挑战。法律适用的均衡与公正、司法公正与高效、法治环境与文化的建设等问题仍需进一步加强。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新形势下的法治建设也需要不断创新和完善。只有持续不断地推进法治建设，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变化和需要。
总之，中国法治建设给人民带来了更多的公平正义，提升了司法公正和效率，促进了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推动了科学发展。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深刻感受到了中国法治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法治建设需要持续不断地努力和完善。只有不断推进法治建设，才能使中国的法治建设更加完善，为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加坚实和可靠的法律保障。
新中国法治建设的主要成就
【内容提要】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新中国法治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民主法治理论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重视和实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逐步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
健全的法制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基石。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法治建设的完善、法学的昌隆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在追求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现代法治国家，无数仁人志士为此付出了心力。但是，在内忧外患不断的情况下，我们追求依法治国的理想一再破灭，包括法学研究、法学教育等重要内容在内的法治建设事业也与整个国家一起走过了漫长、曲折和艰辛的历程。直到本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民从政治动荡的阴影中走出来，开始用更深邃的目光审视我们周围的世界，用更理性的态度思考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包括立法、司法、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也由此进入一个全新的、充满希望的境界。在此，对新中国法治60年作一总体回顾，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新中国法治的创立时期（1949年10月至1957年5月）。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最初几年，全国人民以饱满的政治激情投身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建设中，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法治，也在蓬勃兴旺的建设浪潮中逐渐成型。这种开创性的建设，其意义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在创立时期的种种创造，往往最让人难以忘怀。
1954年9月20日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奠定了基础。同时还颁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将国家机构和司法机关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随着国家各项工作逐渐走上正常轨道，新中国的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工作也次第展开。1950年，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正规的高等法学教育机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正式招生。自1954年，一些政法院系经过重新组合以后也陆续开展工作。但由于受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左倾”思想和“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当时的法治建设与法学研究、法学教育也存在不少欠缺。例如在法学研究方面，不仅受前苏联的法学体系、观念的影响较大，泛政治化乃至“左倾”的痕迹也比较明显。在法学教育方面，不仅规模小，在人才培养体系方面也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至深。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成为当时有代表性的高等法学教育单位。
二、新中国法治的曲折发展时期（1957年6月至1966年4月）。
由于种种原因，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开始，党内左倾错误和个人崇拜等不良因素逐渐膨胀，开始给包括法治建设在内的各项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害。在党内，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不良倾向日益发展起来。这些不良因素对当时法治建设也产生严重的侵蚀。主要表现在：
（一）党的“政策”取代国家法律。
党的政策是制定国家法律的依据，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并领导人民执行法律。由于我党历史上习惯于用政策来指导革命，而这段时间进行的接二连三的群众运动又使政策比法律显出更多的优越性。领袖个人与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使人们更容易产生“政策至上”的观念。政策从背后直接走到前台便是理所当然的，政策向法律转化的程序性规定便是多余的了。
对法治建设的忽视首先是因为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严重的失误。反右斗争开始后，毛泽东同志不断修正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将社会的主要矛盾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及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并把阶级矛盾扩大化和绝对化。
关于法治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在1958年曾说过：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都应采取整风的办法来解决。在当时党内高层，认为法治的功能仅仅限于对敌专政、惩罚犯罪分子。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即使在对敌专政领域，《宪法》和《法院组织法》中规定的一些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也被当作“右派错误”而加以批判。
在司法制度方面，则表现为初步正规化的，比较合理的司法组织机构被不正常的合并、精简或取代。继1957年8月铁路与水上运输法院被撤销之后，1959年4月，司法部、监察部也被撤销。196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务院公安部合署办公，由公安部党组统一领导，从而在最高层次上进一步削弱了司法体制，1954年《宪法》规定的“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以及其他法律和法规共同确立的司法独立原则，被批判为“右派分子借口审判独立，反对党的领导，以法抗党”。检察机关的“垂直领导”制度也被改为“双重领导”。伴随“忽视法治的群众性”的声讨，一度形成国家司法机关和人民群众共同“办司法”的超常格局。1957年7月，中央规定地方司法机关向地方党委负责。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批判为“替坏人说话，敌我不分，为阶级敌人开脱、掩护”。“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被指责为“抹杀法律的阶级性，同反革命讲平等”。强调依法办事和司法独立被批判为“法律至上”的资产阶级观点，是“不要党的政策，搞法律孤立主义”。
（三）法律理论与现实的矛盾。
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对基本的法律理论和原则，先是理论上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加以批判，继而在实践上放弃乃至公开违反，使现实与法律理论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如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之一便是“监督宪法的实施”（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而实际上，宪法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首先便表现在这一监督宪法实施的机关上。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的任期都超过了法定期限，在1957年至1965年这段时间，全国人大共召开了六次会议，包括一届第五次会议，二届第一、二、三、四次会议和三届第一次会议。六次会议都没有严格地完成听取和审议有关工作报告和决定重大事项的职责。其中二届第三、四次会议还被严重推延。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作用被严重削弱。
总之，在这段时期里，宪法及其规定的一些基本制度及公民的基本权利都还在，但部分由于左倾思想的错误和群众运动的事实，部分由于现实物质条件的欠缺，许多宪法规定在现实中得不到实现。宪法在现实中的状况，使人们对宪法由崇拜、满怀希望而变为失望乃至不信任。同时，对宪法态度的改变又助长了“法律虚无主义”的思想。无法可依和有法不依的实际情况，再加上对一系列正确的法治原则的错误批判，使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断，并开始了对民主法治的严重破坏，而且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10年中社会的动荡和混乱。
三、新中国法治的全面破坏时期（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法学事业很快被**的狂涛所淹没。中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的各项政治成果，包括尚未成熟的法治事业，在长达10年的**中被破坏殆尽。
（一）立法工作陷于停顿，司法依据混乱。
显，同类内容的文件往往集中在同一时期。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整个国家处于波动状态，各方面情况容易发生变化，而这类文件又大多是针对特定情况下的特定事项而发的，所以有效期一般较短，且常有昨是今非、彼此抵触的情况。严格地讲，这些文件都不具备作为法律所必须具备的要素，其中多数也不是由有立法权的机关制定或授权制定的。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它们确实具有类似法律，甚至超越法律的效力。公安司法机关处理案件，所依据的首先是这些文件的规定，其次才是国家常规法律，这些文件实际上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别法”。
（二）司法系统遭到破坏，工作质量降低。
由于公、检、法系统曾因被否定而受到冲击批判，再加上大环境的影响，司法系统受到很大破坏。不仅在机构和人员方面元气大伤，本来就不十分健全的制度也被冲得零落不堪，办案效率和质量都比“文化大革命”前下降，不能正常发挥其应有的职能。社会秩序的混乱，也给司法工作造成种种困难，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即便是有完备的法律，也很难正常实施。民事司法进一步萎缩，刑事司法因上述原因，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从1967年开始，全国出现了一股“砸烂公、检、法”的潮流。有些省报还专为此发表社论。一时间，司法系统的许多人员被戴上了“特务”、“反革命”等反动分子的帽子。如北京市公安局有1693人被戴上“特务”和“反革命”的帽子，其中72人被隔离审查；而广东省有22％的法院人员被隔离审查；陕西省281个公安部门、111个检察机关、61个法院受到冲击。直到1971年才相对有所恢复。
四、新中国法治的恢复和发展时期（1976年10月至1999年）。
《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标志着一场深刻的、意义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始。这种思想解放，为新时期法治建设的蓬勃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进一步强调了社会主义法治问题。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为此后20年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建设，为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指明了道路。
1、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国家基本方略和全社会共识。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确立。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普遍增强，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
2、全民接受依法治国理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法治观念的转变和更新，是60年法治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制到法治”，依法治国的精神理念得到传播和弘扬。依法治国在改变中国社会的同时，也改变着中国人的观念，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等理念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融入人们的生活方式。
3、国家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
第三章改为第二章，放在更加显著的位置。2004年修宪，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成为宪法原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4、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民主法治向着“三者有机统一”的方向迈进。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内容，又是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依法治国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促进生产力发展。第二，依法治国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第三，依法治国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先进文化按照人民的期待和要求进行。第四，依法治国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稳定和谐的社会发展氛围。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与改善党的领导为目标，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三大目标。依法执政是党执政转型的三大目标之一，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依法治国理论的进一步探索和深化，是从依法治国出发对党执政转型提出的必然要求，是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性跨越。依法执政是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丰富和发展，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注入了新的活力，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应当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法律，在法治建设过程中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要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以党代政、以党代法。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一环[1]。首先，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依法治国要求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崇法治的氛围；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其次，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前提。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长期重视政策而轻视法律，依靠政策而不是法律治理国家，依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推动社会变迁，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悲剧的产生。只有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才可能成为人民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治国理政方略。再次，依法治国为依法执政提供氛围，对依法执政提出新的时代要求。依法执政随着依法治国的发展而形成和不断完善。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是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化认识，伴随的是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的转型。真正落实依法执政，我们党在执政方式上应当实现三大转变：即从主要依政策执政向主要依法律执政转变；从强调严格遵守法律执政向既严格遵守法律、又主动创制和运用法律执政转变；从加强自身制度建设与领导国家法治建设分头实施向两者同步推进，统一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转变[2]。依法治国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为促进依法执政，促进党的民主法治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不断提出新的时代要求和使命。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在“三者有机统一”原则和思想的指导下，从实践中探索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循序渐进的成功模式，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路径、内容、原则更加清晰了。
5、立法成绩显著。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目前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式形成。
坚持制定法律与修改法律并重，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社会关系不断变迁，加之法律观念的转变和立法技术的提高，导致法律修改的任务越来越重，制定法律与修改法律并重，成为60年立法的主要做法和基本经验。
6、依法行政稳步展开。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了用1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依法行政从多方面稳步展开并取得了巨大成绩。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是近5年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飞速发展，继续推动廉政高效的政府法治向前发展。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我国为行政行为提供法律救济、矫正行政失误的重要机制。根据纲要的要求，建设法治政府必须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制度建设质量，理顺执法体制，提高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3]。这也是今后法治政府建设的方向和道路。
7、司法改革初见成效。
中国不断建立和完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司法民主建设，努力通过公正司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公平正义，司法改革初见成效。2007年9月，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认为，十六大以来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司法改革又有新进展。
首先是死刑复核制度的改革。根据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和法律规定，200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结束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下放26年的历史，顺利实现死刑复核权的回收。2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死刑复核裁判方式做出重大改革，规定对于报请复核的死刑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原则上只能做出核准死刑或者不核准死刑的裁定；只有在少数特定情况下，可以依法改判。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要求切实把好死刑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适用法律关，使办理的每一起死刑案件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规定还要求，执行死刑应当公布，禁止游街示众或者其他有辱被执行人人格的行为，禁止侮辱尸体。死刑复核权收回是中国司法改革的突破性举措，标志着司法改革在朝向公平正义目标上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标志着中国人权的巨大进步。
[5]。
8、法律服务日益增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服务的发展，主要体现了三条主线：一是专业化，即对法律服务人员的学历、专业知识有越来越高的要求。二是正规化，即加强了法律服务的制度化建设，在机构设置、职业准入、执业许可、市场监管、纪律惩戒等方面，都加强了规范化建设。三是市场化，法律服务从国家机关逐步转变为社会服务行业，人事管理、经营机制方面逐步实现市场化。我国的律师制度、基层法律服务、公证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均取得了长足进展。
9、法学教育迅猛发展。
在1977年恢复高考前，全国只有北京大学法律系和吉林大学法律系尚在培养法学专业学生，1978—1987年，中国法学教育进入全面恢复和快速发展时期，招收法学本科专业学生的院校从1978年的6所迅速增加到1988年的106所，10年间增长了17.67倍；到1998年，法学院系增加到214所，较10年前增长了2.02倍；截止2008年10月，法学院系达634所，较10年前增长了2.96倍，改革开放30年增长了105.67倍。
（二）社会主义法学体系的建立。
30年改革开放，造就了开放且充满生机的中国法学，法学工作者一直以极大的责任心服务于现代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30年中，在国家和社会每一个重大转折点上，法学工作者的前瞻性研究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最初关于人治和法治、法的阶段性和社会性、中外合资企业和经济特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加强经济法治的讨论，到呼吁公民、企事业组织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独立民事主体地位及其财产权保护；从以人权保护为契机而强调无罪推定、法无明文不为罪，到依法行政、致力于司法公正，把依法治国作为党和国家的基本方略，乃至最终实现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宪政”。在这些国家和社会的历史性进步之中，都留下了法学家们的足迹。法学在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和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
1.法学学科体系逐渐完备。
法学学科体系完善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学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经过30年的实践和探索，我国法学学科体系在不断调整和适应中走向完善和成熟，1997年国家教委根据法学学科发展情况，对原有学科专业目录进行了适当调整，使法学各学科的布局更加合理和科学。同时，国家教委经过充分论证，已经确定了法学专业本科教学的14门核心课程，包括法理学，中国法制史，中国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民商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等。加上其他必修、选修课程的配合，形成了一个传统与革新并重，既吸收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又具有中国特色，能够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完整的学科体系。在法学研究不断发展的同时，我国法学研究的队伍也在不断地壮大，研究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许多领域，我国的研究者已经完全具备了与世界接轨的水平和实力。
2.法学教育事业空前发展。
法治建设的基础在于法律人才的培养。作为国民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学教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良好社会环境中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一个以培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需人才为宗旨，符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时代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学教育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是巨大而深刻的。这些变化必将对中国的未来走向，包括中国法学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学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我们完全有理由感到自豪和振奋。因为我们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走过了别的时代、别的国家需要百来年时间才走过的道路。这些成就的取得，无疑应该首先归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立的正确方针和邓小平理论，归功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但是，如果从更长远的眼光看，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过去30年的努力，仅仅是为国家的发展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近年来国家、社会的进步已经清楚地说明，更艰巨、更复杂的任务正在等待着我们。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总结了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审时度势，为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绘制了更宏伟的蓝图。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把“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基本的治国方略。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宏伟社会工程，中国的法学将面临更繁重的任务。
回顾中国百年来的强国之路，回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30年中国法学所走过的辉煌历程，我们有理由为中国法学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和自豪。伴随着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吴邦国同志宣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正式形成，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中国法学的未来充满信心。
注释:。
[1]李步云：中国法治历史进程的回顾与展望[j].法学，2007，(9)：34.[2]杨绍华：十六大以来我国依法治国的新发展——访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袁曙宏[j].求是，2007，(14)：41.[3]汪永清：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学习贯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j].求是，2005，(2)：30～31.[4]马克昌：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定位[j].中国法学，2007，(4)：120.[5]蒋熙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法治改革[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