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后写出来。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天朝崩溃读后感篇一
《天朝的崩溃》，又名《鸦片战争再研究》，作者茅海建。
英国工业革命，机器大生产很大程度提高了英国的生产效率，财富得到极大积累，同时带来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急需出口。
1793年，英国派出团长马科尔给乾隆60年祝贺大寿，同时想进行贸易通商，但乾隆一口回绝了，不得已只能走私。
刚开始走私布匹，骏马，但无法挣钱，因当时清政府处于小农自给自足经济，轻奢品无法给予农名带来足够的生活改变，不得已走私鸦片（又名福寿膏）。
英国是海上海盗起家，故此鸦片都是武装搬运，一方面是防止其他国家抢劫产品，一方面是鸦片属于走私且贵重，需要武器保护。
道光年间，清朝明面上开始执行禁止鸦片，但私底下，鸦片依旧长期流通，且明令禁止，使得鸦片使得物以稀为贵，英国人赚的更多。
1938年，提出“禁止吸烟，一年后不守规则则人头落地”，只是行政成本太高，不长久，且大臣可能抽烟，最后不了了之。
林则徐派往广东，英国人上书企图通过武力炫耀获得贩卖鸦片的权利，但因不懂国内规则及礼数，被大臣及皇帝忽视。
林则徐禁烟初期是禁止流入广东省内的鸦片，此方法费力不讨好，禁烟的整体效果不到中国的鸦片1%，后来直接海上的鸦片需要缴纳。
虎门销烟，273万斤，英国需要对外赔款，亏损严重。
1839年7月，英国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导致中国村名死亡，英方通过和稀泥私下解决了此事件，消息传到林则徐，要求英方主动交出杀人凶手，后续事件进一步扩大，林则徐讲英方在广东人员全部驱除出境，中止贸易，并停止一切补给。
英国远征军7000人，中国常备军80万。英国首相希望寄信给中国首相（不熟悉中国政治），中途因信件的原因打仗，双方在对内结果汇报，都说把对方打败（南辕北辙）。
经过上面战役，加上虎门销烟，英国决定出兵打仗，但中国不敌，战后结果上报到道光皇帝，在当时历史环境的局限性下，所有消息（虎门销烟捷报，中方战败等）与事实刚好颠倒，导致道光皇帝判断受影响，除此之外，因中国翻译特殊要求（语气语境）在汇报时候必须恭敬，导致前面日本首相的控诉信件变成了哭诉信件，进一步影响到道光皇帝判断。
林则徐被外派到新疆，开始谈判，决定给予初步赔偿（香港岛被赔出去）。双方代表进行二次谈判，英方要求继续割让香港相关领土，奇善（道光代表）无法做决定，双方拖而不决，后英方再次发起战争，攻打虎门沙角（关天培壮烈牺牲）（英军无一伤亡，清军五百多人），无法继续拖延，奇善答应伊垏的全部要求，简称穿鼻草约。
奇善被定为“卖国贼”，但奇善实际上只要不签字，就不能成法律文件，但道光罢黜奇善，间接证明了此不平等条约，英军持续攻击以便获得条约承认。杨方接替奇善，对接伊垏，进行谈判，在英军的炮轰下，杨方欺上瞒下，接受了英军的条约。
艺杉接替杨方进行谈判，依旧战败，广州城失陷，赔偿600万白银。1841年英军大举进攻厦门，失守；定海交战，失守；镇海交战，失守。
艺禁接替艺杉进行谈判，1842年，宁波，厦门，镇海三地进行反攻，失败。
南京双方交战，失败后，奇英授权签订《南京条约》，后期奇英更签订了更丧权辱国的《虎门条约》。
鸦片战争之后，美国来袭，战败后签订条约，需要与英国一样的权力，签订《望厦条约》。法国来袭，进一步签订不平等条约。
天朝崩溃读后感篇二
一提到中国在鸦片战争和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系列失败，我们一般会有这样的印象：奸臣当道，忠臣壮志难酬;清政府目光短浅，腐败无能;中国的技术落后;英国欺人太甚。
但是在茅海建先生看来，这些结论其实是流于表面的。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不论是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还是外交领域的苦苦支撑，都是希望寻求一个贤臣良主、政治清明的局面，但这还是旧道德模式下的“忠良贤愚”。
《天朝的崩溃》就是为了打破这种流于表面的论调。茅海建先生在书中全面分析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在遭到欧洲的经济、军事和外交冲击时，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缺陷。同时也指出，这种缺陷是“体系化的缺陷”。所以鸦片战争的失败，并不是某几个人的责任，也不是决策是否正确的问题，而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
你将读到:
在鸦片战争中，中国的内在缺陷到底是什么?
在鸦片战争中，中国军事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清政府为什么摇摆不定，甚至错误百出?
在鸦片战争之后，所谓的“不平等条约”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茅海建先生会说，这场战争一开始，中国就没有任何胜利的希望?
天朝崩溃读后感篇三
这诸多疑惑，在阅读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一书后大都得到了解答。本书又名《鸦片战争再研究》，是茅海建先生系统研究鸦片战争十余年所得的成果。与之前所读文献不同，茅先生除详尽考订了与战争相关的海量史实外，更致力于站在当时的情景下，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去解读历史，使得许多在今人看来荒谬的行为得以显示其在当时环境中的合理性。他用鸦片战争中决策的皇帝与诸位官员构建书的脉络，在官员们的决策做法中窥探大清国的政治军事环境，评价清王朝在此历史转折点的所作所为，揭示了历史进程中的偶然与必然。如作者自己所言：“我选择鸦片战争这一中国近代化理应发生的起点，专门分析中国人，尤其是决策者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犯错误的，试图回答一些问题。”可谓推陈出新，别树一帜。
“历史学家可以说谎，但历史不会说谎。”本书使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作者对待历史极为认真的态度，这从书中丰富详尽的引用和注释便可见一斑，更难得的是其坚持事实、力图还原历史真相的努力。
在之前的认知中，琦善、伊里布等人就是“汉奸”、“卖国贼”，林则徐则是能救国于危亡却被构陷而壮志难酬的民族英雄。但在此书中，作者通过严格分析，将有关琦善“卖国”的证据一条条驳倒，告诉我们是琦善而非林则徐促成了道光帝“查剿鸦片”的决定，琦善“卖国说”的根由在于他不主张用武力对抗的方式制止英国的军事侵略，而是去企图用妥协的方式达到中英和解。于是，“妥协”便被视为“投降”，“投降”又被提升为“卖国”，帽子便这样一顶一顶加在了琦善头上。他同样告诉我们，林则徐固然有着值得称颂的业绩与精神，却绝不是大厦将倾时可支的那根“独木”，与同时期其他官员相比，他肯致力于新知的努力，了解了英国殖民的历史，做着当时官僚士子们不屑于做的事情，实为难能可贵。但他的见识水平、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使他未能准确了解对手的实力、战术，亦未能对战争做出正确的判断。他是一个寻求进步的人，但再伟大的人也有其局限性，作为个人，总是无法彻底脱离他所处的时代。而当时人们对林则徐的盛赞和期许，更多是因为那是当时他们所能抓住的难得的希望;一百多年后的我们对林公的敬仰与怀念，多的是对那段苦难历史的侥幸与不甘。
历史学家与我们普通大众一样，生来俱有无可排遣的民族情结，但不应当演化为历史研究中对本民族的袒护。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因此我们需要明白，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犯了哪些错误。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分析错误，从而避免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学本应当提供这种力量。中华民族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但我们不能忽视几千年历史沉淀所积累的民族缺陷，正视缺陷是消除缺陷的必要条件。这便是历史应当给予我们的价值。
回到书的内容。在阅读过程中，我不合时宜的想起了另一本似乎毫无关联的书——《三体》，脑海中总会浮现“歌者文明”对太阳系文明实行的“降维打击”。鸦片战争中的英国与中国似乎就可以贴切的对应这两个文明。就像《三体》中面对“黑暗森林”法则自以为已做好准备沾沾自喜的太阳系文明一样，当时的清王朝也仍然沉浸在“天朝”的美梦里，以为泱泱中华根本不必将区区“岛夷”放在眼里。于是，英国的“坚船利炮”和先进的军事理念就如一块二相箔，使得清王朝几乎毫无招架之力。这不是两个国家的交战，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对旧时代无情的全面碾压。在历史的车轮下，忠臣良将、义理仁心都不过是蚍蜉撼树而已，更何况这个旧时代已是千疮百孔、根枯叶烂。
在长期领先于世界背景下，“天朝上国”成为了我们的定位，清王朝的强盛也使周边地区的各国君主，出于种种动机，纷纷臣属于中国，向清王朝纳贡，受清王朝册封。至于藩属国以外的国家，包括西方各国，清王朝一般皆视之为“化外蛮夷之邦”，在他们的心目中，通商是“天朝”施于“蛮夷”的一种恩惠，是“怀柔远人”的一种策略。因此，清王朝在对外关系上，自以为是居于他国之上的“天朝”，不承认与之平等的国家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天朝”的对外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正如茅先生所说，“天朝”是一个梦，一个难以惊醒的梦。而当这个梦被强行打破时，我们才恍然发现自己的落后与无能为力。
茅海建先生从武器装备、兵力与编制、士兵和军官三个方面将中英军事力量进行了对比，使我们看到了二者之间巨大的差异和清军当时的种种乱象。当权力与金钱一样上市流通之后，即刻产生威力无比的社会腐蚀剂，当军队将财神像奉为战旗时，腐败已不可逆转，执法者犯法的罪恶足以致命。鸦片战争时期的清军，本是一个难得见到光明的黑暗世界。但当下流行的各种鸦片战争的论著中，一方面承认清军已经腐败，一方面却又只是利用一小部分在抵抗中牺牲的将士讲述“广大爱国官兵英勇奋战”云云。这种以偏概全的论调，难免让人觉得有“阿q精神”的味道。
除去军事上的种种问题，鸦片战争暴露出的君臣关系问题更令人深思。天朝的落败，打破了当时的史料作者和著作家们固有的“天朝不可战胜，岛夷不自量力”的思想，他们虽然疑惑，却并不能从世界大趋势和中国社会本身去看问题，因而不可能看出问题的症结正在他们津津乐道的天朝文物制度上。他们认为剿灭才是天朝对待这些蛮夷之邦唯一正确的方法，而以此类推，败仗的责任自然不能推给皇上，就只能由不主战的大臣承担，而给他们带上“奸臣”的帽子，并且逐渐由“奸臣”变为“卖国贼”。对于在文化专制主义和儒家学说千年的影响之中形成的“君臣是非善恶忠奸”的理念，著作家和史料研究者们的行为不仅不是对当时社会忠奸理论的反思和改变，反而是为了使其更加稳固。于是我们看到：皇帝独断专制却又漫不经心，大臣战战兢兢却又谎话连篇。“知识给人力量，愚昧也给人力量，甚至是更大的力量。”在战争开始相当长时间之后，清朝自道光皇帝至各位大臣对英军的实力仍然模糊不清，以至于多次战争后清军的防御和战法都无创新。这又如何能不败呢?值此生死存亡之际，本应看到举国上下万众一心抵抗侵略，实际上却是上下欺瞒得过且过，实在令人扼腕。
其实早在明朝的时候，中国就有完成军事现代化的组织，也就是全面进入热武器时代。但没有成功，因为社会组织和生产方式不支持。而皇帝和大臣互相不信任就更是自古以来的问题了。这倒可以解释另一个我本不理解的问题：在当时的文献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对“汉奸”的指责?结合后来的“三元里抗英”中劝解三元里民众的余保纯成为了众人心中的“汉奸”一事，我想，在鸦片战争时期，“汉奸”可算是一个最不确定的称谓，一切不便解释、难以解释的是由、责任、后果，便可以被转移到“汉奸”身上。
在本书的最后，茅先生将清王朝与当时同样遭受列强侵略的日本做了对比，我们看到“黑船事件”之后的日本，是如何以与清王朝截然不同的态度开始奋斗与发展，终在“明治维新”后突飞猛进，甚至在鸦片战争结束52年后由当初的被侵略者成为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新的苦难。我思考着与作者相同的问题：在鸦片战争中牺牲的将士们，他们的血如何才算没有白流?以鲜血换来的成功是荣耀的，而以鲜血换来的失败更应当被重视。唯有牢记“血的教训”，认真思过，直至奋发图强重振辉煌，方可称作不辜负。一百余年前是如此，一百余年后更是如此。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也当如此吧。
鸦片战争，这是一段伤痛而屈辱的历史，但也正因为经历过这落后、蒙昧、痛苦的历史，我们才更能体会到，五十年后这个民族的觉醒，是多么的不易，又是多么的伟大。世界仍是百年前那个世界，幸而中国已不是百年前那个中国。茅海建先生在全书最末问道：“中国人应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21世纪?中国人怎样才能赢得这一称号——中国人的世纪?”我想，百年屈辱过后，重新在世界舞台上显现自己无可阻挡的实力的中国，定不会令我们每一个国人失望，不会令百年前在一片黑暗中仍能以血为烛的先辈们失望。
天朝崩溃读后感篇四
文/卡卡罗特goku
中国大陆与西方的差距，比起150年前，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我早已久仰大名，但直到前一段时间才把它看完，因为一边要复习准备研究生考试，这本书毕竟不是教材，所以我是抽空余时间来看，前前后后看了有一个多月，才把这本五百多页的著作读完。当时只觉的自己对鸦片战争曾经的固定记忆完全被打破，我看到的是一个结果完全相同，但过程却是如此令人疑惑、不甘甚至愤恨的鸦片战争。但是我读罢此书已经有一段时间，今日再想写写感受，却已经记忆模糊，只能回忆起些许片段，还要再翻开书本才能唤起记忆。
虽说是名为读书感，其实我读的时候根本就没做笔记，只是在书上做些些不疼不痒的记号，把自己觉得有意义或者有疑问的地方标识出来，日后若是再翻到，说不定就茅塞顿开了。
书的一开始，是从琦善卖国论说起的。
中国的历史学，最注重人物评价。打开史籍，善恶忠奸分明，好人坏人一目了然。
在坏人的队伍中，琦善大约可属“最坏”的一类，因为他犯有无论古今中外都视为不赦的罪行――卖国。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会饶恕自己历史上的卖国贼。
关于琦善卖国论，由来已久，在鸦片战争时期，就有大臣弹劾琦善收受英国人贿赂，私自签订穿鼻草约。琦善卖国论在近代百年几乎被做成了铁案，李侃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教材里，也是将琦善称之为主和派，虽未直接言明其为卖国贼，但暗指之意确有之。但茅海建老师在绪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且在后面的正文中给予了详细的论证，虽然茅海建老师自己说，这不是为琦善“翻案”,但从直接结果来说，说这是翻案也没什么不妥。
自古皇帝犯错，大臣担责，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皇帝乃九五之尊，天命所归，是国家的象征，百姓心中的完人，他又怎么能犯错误呢？所以这个责任，只能有臣下来承担，林则徐很不幸成为了第一个，而琦善很快就成了第二个。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蒋廷黻先生就为琦善翻过案了（详见《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并将其称之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家，评价之高似乎让人有点瞠目结舌。而本书中茅海建老师利用中英双方的许多文档资料，证实了琦善不过是个能力平平的人，并非卖国贼，也并非所谓出色的外交家。琦善最先察觉中英军事实力差距，因此他主张“抚夷”,但是当时在朝中剿夷派正盛，而道光皇帝也雄心勃勃要向英夷展示天朝国威，现在上奏“抚夷”等于自寻死路。琦善纵横官场多年，科场文字（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有一段关于所谓科场文字的论述，即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朝中官员的奏本开始趋于圆滑，常常避重就轻以迎合上意）、官场规矩自然谙熟于心，自然不会犯如此“愚蠢的错误”,而他又不敢直言英国人船坚炮利，怕触怒了皇帝天威，于是便开始扯谎奉承。当然了，此优良传统也被琦善的后继者们继承了下来。
“体制问题”恐怕是最让人关注的点，从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茅海建老师对于清朝体制的疑惑甚至可以说的愤慨，从军队编制，到战术战略，再到中央决策，皆是自说自话，判断不经实际调查，自恃“天朝国威”,认为英夷不值一提，却又在失败之后不肯承认英国人更胜一筹。当时的国家领袖道光帝资质平庸，茅评价其为：才华不如其祖父乾隆，精明不如其曾祖雍正，胆略不及其高祖康熙。从书中所描述来看，道光帝还是个善于推卸责任且摇摆不定，决策能力及其有限的皇帝。
而当时的清朝主力部队是八旗绿营，对抗英国的主力是绿营。而作为主力的绿营，军备废弛，军纪崩坏，平时不训练，一到训练师便雇人过去充数。而且很多部队还存在大量挂名的现象，即吃空饷。且绿营所配备的装备也是最差的，而且鸦片战争期间从各地调兵至沿海，短需一月，长月三月或百日，兵还未到，战争就已经结束；且这些部队还在途中骚扰百姓，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莫说顽强抵抗击退敌人，只要不阵前溃逃就是军纪严整了。
再说战术战略，林则徐号称“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却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一口咬定，只要切断供应英国人的茶叶与大黄，英国人就会因为不消化而死；还说英国人绑腿太紧，因此难以弯曲，故不善陆战。（此想法可能来源于康熙时期马嘎尔尼来华以及嘉庆时期阿美士德来华不愿跪拜的事件，这完全是个人臆测，但奇怪的是当时无人质疑）且林则徐在虎门的布防，茅称之为“书生思维”,在用中国传统的防守思维对抗近代化的英国海军。而且林则徐去广州后首先查封了商馆，此做法很可能是借鉴之前的两广总督卢坤。律劳卑事件所造成的两个后果：一是是英国人明白了没有充分的准备不能擅自对这个古老的帝国开战；二是是天朝大吏产生了错觉，认为只要控制商馆即可扼助英夷的咽喉。（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这也间接使得英国人找到了发动战争的借口。第一次英国人在广州得胜之后，便溯江而上想去京城面见皇帝，为琦善拦在天津，英国人递去“禀帖”要求惩办林则徐，开通商口岸，赔偿烟价等等要求。而翻译！！！翻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英国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清朝的附属，他们要求与清朝大员平等交往，但大清官员不这么想，毕竟是天朝上国，怎么能跟别人平等交往，于是翻译便成了一副下人向皇帝乞求的姿态，这也使得道光帝开始由剿转为抚，琦善自然理所应当的上位。
之前说了，琦善因为“穿鼻草约”被弹劾而被列为“斩监侯”,其实他确实是在努力减伤清朝的损失并结束战争，而穿鼻草约中所谓的割让香港，在琦善的意识中应当属于让英国人暂住之意，而这也曾上奏过光绪帝并得到批准。所以，琦善被革职，在我看来只不过是道光帝政策转变的牺牲品，在这之后，朝中主剿夷的声音又占据了上风。而之后的继任者杨芳、奕山、颜伯焘、裕谦、奕经等人，完美展示了一个天朝大员炉火纯青的科场文字功力，他们可以将大溃败说成小胜仗，将不痛不痒的微小胜利描绘成惊天动地的大胜，道光帝被玩弄于股掌之间，根本不了解战场之上的真实情况，也当然不可能做出准确而正确的决策。
读完全书，还会觉得“天朝上国”的观念深入天朝大吏的心中，()所有官员都认为清朝是天朝，而英国不过是夷狄，即使战争输了，天朝的文化也是远远优于夷狄的。这就使得国内几乎没有人能够正确的认识中英之间的现实差距，而且有些官员即使认识到了也不敢说，一旦有这种声音出现，马上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被斥为卖国贼还好，弄不好触犯了圣上，乌纱帽都保不住。
当然在整个战争中，也有誓死力争并献出生命的烈士。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自不必说，主战派颜伯焘、裕谦，还有我们最为熟悉的水师提督关天培，定海保卫战中的守城将士与三总兵葛云飞、王锡鹏、郑国鸿壮烈殉国、福建水师提督陈化成等。即便不论黑白忠奸，这些人保家卫国的气概也值得钦佩。
最后便是历史的反思。茅在最后一章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在研究鸦片战争史时，很快就得出结论：清朝迎战必败，应尽早与英国缔结一项对自己有利的和约。这当然是一种假设。可是，这么一来，我就遇到了来自内心的两项驳难：
一、按照这一判断，清朝就不应抵抗，英国军舰一开到中国海域就立刻投降？
二、按照这一判断，在战场上英勇抵抗的清军将士的血都是白流的？
鸦片战争后，朝中一片欢腾，似乎像打了胜仗一般弹冠相庆，没有人为这次战争做系统的总结。道光帝年事已高，只想得过且过，而参与在战争中的那些人：林则徐、琦善、伊里布、奕山、杨芳、颜伯焘、耆英，没有人通过这次战争的失败，看到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并想要为其变革出一份力，相比于邻居日本，在被黑船叩开国门后，他们的反应又如何？仅仅四十年后，蕞尔小国日本将曾经的老师按在地上摩擦。《南京条约》成了中华民族永远的耻辱标签，而《安政五国条约》成了日本近代成功之母。
“天朝”是一个梦，一个难以惊醒的梦。中国人用了半个多世纪，在亡国灭种的边缘上，才忽然从梦中惊醒，惊醒之后却还想要睡个回笼觉。
完
天朝崩溃读后感篇五
在成为预备党员之后，我抽空阅读了茅海建先生写的《天朝的崩溃》一书，这本书带我重新认识了鸦片战争，给了我不少思考。
这本书如同茅海建先生自己所说一样“我选择鸦片战争这一中国近代化理应发生的起点，专门分析中国人，尤其是决策者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犯错误的，试图回答一些问题”。它以皇帝与诸位官员之间发生的故事为脉络，带我们认识了大清的政治环境，揭示了历史的必然与偶然，茅海建先生写的这本书的内容带我们设身处地地感受了那一段历史，那些在现代人看来很荒谬的事情，在茅海建先生联系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之后变得非常直观，我认为这是一本非常有研读价值的历史书籍。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茅海建先生对琦善和伊里布等人的看法，在传统的主流观点中，琦善与伊里布是卖国贼，而林则徐则是大家公认的精度英雄，但是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茅海建先生从各种文献以及当时的情境出发，他设身处地地用当时的道德观念思考问题，将琦善卖国的证据一一驳倒，作者认为，琦善在促成道光帝“清缴鸦片”这一决定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琦善的卖国说其实来源于他对待英国入侵的态度，琦善其实主张妥协，但是事情在口口相传中必定会变味，由妥协变为投降，再由投降变为卖国，这一步步的深入，使得琦善被戴上了卖国的帽子。林则徐确实值得称赞，但是林则徐致力于研究英国的历史，了解对手的实力和战术，这在当时有着极其先进的思想，这值得百年后的我们去缅怀和尊敬他，但是作为一代大师，他也不能逃出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最终还是无法阻止英军用坚船利炮打开我们中国的大门，使我们中国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看完这本书，我有以下思考。首先是表面上的一些思考，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必须要带着思考看历史，有时候要辅助以必要的历史文献来说事，否则有些东西可能会被歪曲。就比如：现在日本教材中有些体现出不承认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情况。这个就是歪曲历史，历史永远存在，而史学家有些东西可能是错的或者具有认识的局限性。
第二，我认为在看待一个问题或者事件的时候一定要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以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比如：我们现在去看亚里士多德关于重物轻物谁下落快这一问题的时候，往往会觉得亚里士多德脑子一拍就得出答案了，但是我们换到那个时代去思考问题就会发现亚里士多德还是为历史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再结合测量工具的局限，我们就会发现亚里士多德的伟大之处。
第三，每一个人都有功过是非，我们评价一个人要采取客观的态度，更多时候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尤其是在这个多媒体时代，在这个炒作横飞的时代，我们更应该冷静下来多思考消息的真假，不能一拍脑子就充当看客，传播负能量，没有一个世俗的人能超脱世俗，每个人都会受到某一个时代的局限性，正所谓“明哲保身”与“令为玉碎，不为瓦全”两者的区别，有句话讲得好，那就是“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最后一点就是：弱国无外交，发展才是硬道理，我觉得这句话是永远不变的真理，尤其是在资源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这句话就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真理性。
以上就是我看《天朝的崩溃》这本书的感想，看完此书，我最大的想法是：我成为预备党员之后，要多多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要学会科技创新，为我们国家发展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