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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论文
各位评委。各位领导。朋友们，大家好：
各位评委.各位领导.朋友们,大家好:。
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我们向全国各族各界致以节日的祝贺。
92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一批先进青年和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主义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的转折点。
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争取进步和推动历史前进的斗争，一代又一代青年站在时代的前列，不屈不饶奋斗，历尽艰辛求索，创造了令人赞叹的业绩。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青年运动史，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交响乐中一部雄浑的青春乐章。这是中国青年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光荣历史，也是激励中国青年在新世纪再创佳绩的巨大动力。
90年的历史证明，青年始终是我们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朝气的一部分力量。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青年运动的发展始终同我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人民的事业取得的全部成就也始终与一代又一代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同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一道前进。
现在我们应该弘扬五四精神，肩负历史使命，就是要树立理想，立志报国，献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自觉地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同祖国和民族的命运前途联系起来，在服务祖国服务人民的实践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就是要深入群众，投身实践，了解国情，经受锻炼，增长才干，开拓视野；就是要勤奋学习，善于创造，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用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武装自己，提高创新能力，勇于创新实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自身素质，完美人格品质，努力做中华民族美德的传承者，做体现时代进步要求新道德规范的实践者，做新型人际关系和良好社会风尚的倡导者，就是要脚踏实地，艰苦奋斗，深刻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
现在的我们作为一名学生，就应该做到刻苦学习，做一个学生应该做的。毛主席曾对青年人这样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青年人是朝气蓬勃的正如初升的太阳，我们学习多方面的知识，不论自己在什么岗位工作，都应做好自己的工作，尽职尽责，才能不辱时代所赋予是使命。
五四青年运动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和爱国精神永不磨灭。弘扬伟大的五四精神，我们就要做出实际行动，用知识财富来武装自己是我们义不容辞是责任。党和国家十分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和事业发展。
所有的朋友们，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勤奋工作、刻苦学习，努力进取，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更强大的国家。
作为当代青年，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一定要勇立潮头开风气之先，奋发进取创时代伟业，为建设一个更好的现代社会，做出青年应有的贡献，在自己的人生篇章中，写下绚丽的青春。青年朋友些贡献我们的青春、智慧和力量是我们当代青年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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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读后感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结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着力地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本书的基本结构是以中国近代史上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为中心展开历史图景。作者不同意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条线索作为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而坚持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主体来论述中国近代史。
笔者认为，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时期，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正是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起义，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推向高潮，给国内外敌人以沉重打击。作者认为，就连戊戌变法这场由社会上层演出的历史剧当中，“历史的真正主角其实既不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也不是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而是成亿的被剥削、被压迫的，为求生存而斗争的贫苦劳动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大众。”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始终环绕着爱国主义的思想来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作者评论太平天国的宗教色彩时指出，拜上帝会的创立“并不是俘虏了洪秀全，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农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国农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的某些形式……使在封建重压下的中国农民革命取得了一个新颖的形式。”尽管宗教迷信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弱点，但这在当时对激发群众和组织群众是起了作用的。
这本书列举了历史实实，说明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并没有因为外国侵略者和他们自己共同信仰一个上帝而放弃爱国立场，也没有麻痹他们的战斗精神。与清政府对外叩头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坚决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坚持严禁鸦片，最后，“现实的斗争迫使革命的农民不能不拨开宗教的迷雾而同联合起来的一切内外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表现了农民革命家的本色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义和团运动，作者并未因其沾染上了封建主义落后性和排外主义的毒素而大张挞伐，而是紧密结合当时的内外形势，满怀激情地描述了义和团抗击侵略者的壮烈斗争，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是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驱。
义和团运动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不仅是反对封建势力的强大力量，而且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这本书对民族资产阶级救国救民的探索作了中肯的评价。笔者认为，戊戌维新运动基本上是一场爱国运动。改革者虽敌视农民革命，只主张改良，但当时却面临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危机，改革者打出了救国的旗帜。
他们对国势危急的大声疾呼，对改革主张的有力的宣传，“唤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因而使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改良运动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本书还给予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应有的历史地位，高度赞扬了孙中山及其同志们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和他们提出的比较完备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又专门叙述了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并指出在当时条件下，“体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以及中国社会在其发展道路上的迫切要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正是打击了站在它背后的帝国主义。
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但“预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新的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展开”。作者在热情赞扬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同时，也鞭挞了被困在中华民族水火之中的丑恶人民。当我们读到鸦片战争的惨痛结局、太平天国的壮烈失败、八国联军的滔天罪行和外国人“代表中国”出使外国的滑稽剧等史实时，激起了对侵略者和卖国贼的强烈的义愤。
作者的笔墨不多，笔锋上尖锐的爱与恨，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力和深刻的教诲。三次革命高潮惨败，中国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挣扎。历史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严肃的问题：
农民革命不能建立新的制度来代替旧的秩序，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也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革命才能成功，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才能得救！
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真正的爱国者应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拥护者和党的领导。
五四运动的论文
19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去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分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消息传入国内，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1919年5月4日下午，北大等十几所学校3000余名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等口号。游行队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请愿未果，就前往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是北洋政府与日本具体交涉的亲日派官僚。当时，曹已吓得躲了起来，愤怒的学生就将在曹宅的章宗祥痛打一顿，并放火焚烧了曹宅。这时，大批军警赶到，当场逮捕了32名学生。在广大学生针锋相对的斗争下，在各界的强烈声援下，被捕学生很快被释放了，但运动的目的并未实现。5月19日，北京大中学校2.5万多人举行总罢课，并进行大规模的爱国运动。6月3、4、5日，更多的学生走向街头，抗议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800多名学生被捕入狱，当局甚至用北大校舍作临时监狱来关押学生。”
骇人听闻的六三大拘捕激起全国各地更强烈的反抗。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群起响应，正义凛然、不畏强暴的爱国斗争从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据统计，全国有20多个省区，100多个大中城市卷入到这场如火如荼的洪流之中，尤以上海爆发的六三运动规模最大。6月5日，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以日商内外棉第三、四、五纱厂工人带头，全市六七万工人罢工。同时，上海商人也举行了罢市。一些地方的工人、商人积极响应，推动了斗争的发展。迅猛扩大的斗争形势给反动当局以极大压力。6月7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6月10日，下令撤销了曹、章、陆的职务。但是，6月17日，北京政府又电令中国代表，同意在和约上签字。为此，又引发了新的一轮抗争，拒绝和约签字的呼声如潮，全国各地发往巴黎抗议签字的电报就达7000余份，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和约签字仪式。
卖国贼被罢黜，和约被拒签，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伟大斗争。
五四运动也是一次高扬“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其持续的时间更长，影响也更深广。
以19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为标志，新文化运动开始兴起。19，陈独秀到北大任教，编辑部也迁往北京。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鲁迅等都积极参与到运动之中来，特别是采用白话文后，每期杂志的发行量从1000余份激增到一万五六千份，影响迅速扩大。新文化运动其基本的口号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这股追求民主、追求真理的思想解放潮流有力地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大批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为后来爆发的群众爱国运动作了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五四爱国运动，则又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为其开拓了新的空间，注入了新的活力。“五四”之后一年内，全国各地新创办的鼓吹新思潮的期刊达400余种，新成立的进步社团达三四百个，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了条件，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早在十九世纪末，中国人就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开始接触到马克思学说，但那只是一些零星的介绍。直到五四运动之前，先进的中国人使用的思想武器还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说等。他们所向往和追求的大都还是西方文明。五四运动使人们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教育，西方列强的弱肉强食，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迫使人们不得不对自己的追求作出新的反省。此时，《新青年》公开发表宣言，宣称“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按：指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此后，有不少报刊对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学说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被陆续翻译出版。经过反复的研究、比较和鉴别，先进的中国人才在五四运动以后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五四运动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找到了一条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成长道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斗争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也有一个致命弱点，即脱离广大的工农群众，未能真正认识到蕴藏在群众之中的创造历史、扭转乾坤的伟大力量。这也是造成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五四运动使先进的知识分子领略到了劳动群众的威力，开始放弃了“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逐渐转变了立场。于是，他们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脱下长衫，走出书斋，深入到工农中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知识青年走上了与实践相结合、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使自己在中国革命中所具有的“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正因为如此，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同志特别号召全国的知识青年，必须牢牢把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方向。这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仍是有现实意义的。
五四爱国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新的觉醒。先进青年更加清楚地看到国家命运，岌岌可危，更加感到腐败黑暗的社会现状难于忍受，他们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积极探索拯救中国的道路。五四运动后，各地青年纷纷成立社团，传播新思想的刊物有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仅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就出现400多种。在各种学说竞起争呜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五四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新文化运动不仅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同时随着这次运动而更加深入发展，使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思潮而成为运动的主流，并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
由于巴黎和会打破了人们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由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逐渐扩大，在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思想界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逐渐怀疑以至否定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而向往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的思想”。五四运动后，《新中国》、《每周评论》、《晨报副刊》、《国民》等刊物开始刊登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编辑刊物，撰写文章，组织社团，初步接触工人群众，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经过比较，鉴别、争辩，马克思主义以其缜密的科学性和革命精神赢得日益增多的先进分子的信仰，中国一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逐步成长起来。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束缚人们的思想，相反，正是学习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才在更广阔的范围和更深刻的程度上获得了解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它在同中国实际结合中的不断发展，成为五四以来科学、民主精神的主流。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五四爱国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由此开始深入工人群众，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作了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运动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起点而载入史册。
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这次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了条件，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五四运动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束缚人们的思想，相反，正是学习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才在更广阔的范围和更深刻的程度上获得了解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它在同中国实际结合中的不断发展，成为五四以来科学、民主精神的主流。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进步的地方。
五四运动的论文
五四运动后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中国先进思想界的主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它称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从陈独秀等创办的《新青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民主的对立物是专制，科学的对立物是愚昧和迷信，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恶果。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新青年》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彻底的程度、所向无前的气势，远远超过辛亥革命时期，更不用说以前了，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它带来思想的解放，为人们接受新思想作了重要准备。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仍是在西方式民主的旗帜下进行的，鼓吹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着眼点主要是个人权利，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它不能从根本上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指明真正的出路。那时，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剧本《娜拉》在中国有很大影响，写的是女主人公娜拉不甘心做“丈夫的傀儡”而离家出走，被赞扬为“女性的自觉”。鲁迅作了一篇《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
的确，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是那样黑暗，旧的社会不改造，个人再努力也没有前途可言。离开社会的改造，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连生存也难以得到保障，更谈不上有什么个性解放和个人前途。如果只停留在文化领域里谈来谈去，仍只会流于空谈，不可能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初期的新文化运动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只能做到那样，但它是不够的，需要继续前进。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思想界被提到突出的地位。
但在最初一段时间，对于现实社会应该怎么改造、要建设的新社会是怎样的、中国的真正出路在哪里这些问题，人们并不很清楚。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人们眼前展开了一个新的天地，让人们看到了一种活生生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它为什么会引起中国人那样大的关注?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内部有这种需要，它给了正在苦苦思索问题的先进分子们一个全新的答案。作为先驱者的李大钊所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便是中国人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最早反映。当然，当时有这样认识的人还不多。
经过五四运动，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人们处于异常激动和兴奋的状态。经过这样一场急风暴雨的冲刷后，下一步该怎么办?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运动高潮的那些日日夜夜里，人们从过去宁静的以至孤寂的小天地里惊醒过来，投身到火热的集体生活中。当运动逐渐平伏下来时，一部分人回到自己原来习惯的生活轨道上去，而一部分先进分子转向更深层次的探索，并且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结成社会主义团体。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在北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地是北京大学。1920xx年初，由李大钊主持，北大一批青年学生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上海，陈独秀和一批留日学生等同年5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新思潮中的主流。1920xx年，全国已有相当数量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并且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不是抛弃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而是在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下继续奋斗，并且赋予它们以新的更加完整的内容，正如它不是抹杀个性而是把个性解放和社会改造这个大目标融合在一起一样。中国民众的绝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如果不到他们中间去，不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关心的问题，只把眼光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那么，不管对民主的议论如何激烈，依然只是一部分人甚至是少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实际，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不应当为僵化的教条所束缚，也不是单靠学院式的推理就能解决问题，必须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中，脚踏实地地找到推进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办法。这自然比只在书房或会议室高谈阔论要艰苦得多。可以说，经过五四运动以后，人们对民主和科学的认识，比以前更加深刻、更加切合实际了。
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是初期新文化运动民主和科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同时他们又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这是一个新的起点。社会主义新中国正是从这时开始，经过全国人民30多年的奋斗，一步一步实现的。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正朝着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在讲话中深刻阐述了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他指出，9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以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并使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五四精神，成为激励全体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
指出，五四运动以来90年的历史昭示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是推动我国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推动我国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唯一正确的选择;青年始终是我国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力量，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
强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离不开青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代青年要进一步弘扬五四精神，按照提出的要求，把爱国主义作为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把勤奋学习作为人生进步的重要阶梯，把深入实践作为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把奉献社会作为不懈追求的优良品德，努力成为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一代，品德高尚、意志顽强的新一代，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新一代，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新一代，切实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希望当代青年自觉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实践，努力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勤奋刻苦学习，努力成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勇于开拓创新，努力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积极推动者;注重道德修养，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践行者，不断谱写无愧于前辈、无愧于时代的更加辉煌的篇章。
当代青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对五四先驱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以执著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让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振兴中华新的实践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五四运动的论文
健康是人的基本权力，是幸福快乐的基础，是国家文明的标志，是社会和谐的象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明显提高。然而，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在带给人们丰富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饮食起居和生活习惯。与吸烟、酗酒、缺乏体力活动、膳食不合理等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肥胖等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人民健康素质的大敌。
面对可防而难以治疗的慢性病，我们每个人都要从自己做起，摒弃不良习惯，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和习惯，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真正的受益者。为此，临泉县卫生局、临泉县爱卫会、临泉县疾控中心以“和谐我生活，健康中国人”为主题，共同发起全县城乡居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现倡议如下：
一、追求健康，学习健康，管理健康，把投资健康作为最大回报，将“我行动、我健康、我快乐”作为行动准则。
二、树立健康新形象。改变不良生活习惯，不吸烟，不酗酒，公共场所不喧哗，保持公共秩序，礼貌谦让，塑造健康、向上的国民形象。
三、合理搭配膳食结构，规律用餐，保持营养平衡，维持健康体重。
四、少静多动，适度锻炼，不拘形式，持之以恒。
五、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自信乐观，喜怒有度，静心处事，诚心待人。
六、营造绿色家园，创造整洁、宁静、美好、健康的生活环境。
七、以科学的态度和精神，传播科学的健康知识，反对、抵制不科学和伪科学信息。
八、将每年的9月1日确定为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不断强化健康意识，长期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让我们在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愿人人拥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健壮的体魄，实现全面发展，拥有幸福生活！
倡议书：
日期：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读后感
早在初中学习历史的时候就接触过这段中国人民不屈的奋斗史，高中分了文理科之后对这些文史类的知识接触的就少了。直到这个学期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让我又一次接触到了这段中国人民的血泪史。在课堂上学习了这些知识后，我对这段历史更加感兴趣。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最近有幸拜读此书。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此书，作者胡绳，全书约70万字，１９８１年６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然后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红旗出版社等出版了版本，相继多次重印，印数累计共３００余万册。我选读的是１９９８年３月１日由人民出版社再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记录了从19世纪40年代前的中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五四运动。主要内容分为绪论、第一编雅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第二编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形成、第三编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第四编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第五编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六大主题，共二十七个章节。本文主要叙述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事件。
刻画了一段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击外敌的历史。
当清朝人民和清____还正陶醉在____物产丰富的“美梦”中时，全然不知帝国主义的魔爪正渐渐的伸向中国大地。作者比较了这一时期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政治等状况。他认为，如果不打破封建主义的桎梏，国家就不能再站起来。
作者对高涨的农民起义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作者又从太平天国的起义到壮大，洪秀全从领导者变为____者，在自己夺取土地之后就当上了土皇帝。作者认为农民不能把中国从深渊中拯救出来。
这时，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一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武昌勇士一夜之间赢得了起义，为清朝敲响了丧钟。作者高度赞扬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勇敢无畏的奉献精神和相对完善的明代革命纲领。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两千多年，对封建势力是一次彻底的打击。但由于以自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软弱，革命并没有完全成功。是一朵不结果的花。
那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外国文化早已破产，中国不能沿着西方失败的道路再走一次，他们选择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宣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
从此，中国近代史翻开了新的篇章。中国共产党今后将成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和核心力量。
１８４０年到１９１９年是一部中国人民先英勇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后反对清王朝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的不屈不挠的抗争史，同时也是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民，不断探索，寻找真确的改革方法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显示出了我炎黄子孙不屈不挠，面对困难面对外敌绝不畏惧的精神。面对外敌，不但有左宗棠，曾国藩的来自国家内部的爱国分子，还有像梁启超，魏源的先进知识分子，更是普通民众的顽强毅力和精神才有革命的胜利，本书始终环绕着爱国主义的思想来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
因为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所以即使是失败，坚韧的中国人民也能以最快的时间重新振作起来，并在一系列的斗争中，谱写出一曲又一曲悲壮的战歌。。而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也给人们带来了困惑。以此为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后来动员全国人民，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解放。
近代中国革命的胜利归功于各个阶级的努力，正是一次次的革命的发展，才使今天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终于完成了历史任务，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枷锁，从而为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党为我们今后前进的道路亮起了明灯，我们要高举伟大旗帜，全面贯彻“________”重要思想，坚持可持续发展观，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建设事业才能快步前进，才能克服种种困难，在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必须继续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动摇，这是我们继续取得胜利的保证！
我们坚信，在党____的正确领导下，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指引下，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国必将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中华民族必会昂立于世界民族之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必将带领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带领中国人民越走越高。
五四运动的论文
1920xx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去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20xx年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20xx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分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消息传入国内，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1920xx年5月4日下午，北大等十几所学校3000余名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等口号。游行队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请愿未果，就前往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是北洋政府与日本具体交涉的亲日派官僚。当时，曹已吓得躲了起来，愤怒的学生就将在曹宅的章宗祥痛打一顿，并放火焚烧了曹宅。这时，大批军警赶到，当场逮捕了32名学生。在广大学生针锋相对的斗争下，在各界的强烈声援下，被捕学生很快被释放了，但运动的目的并未实现。5月19日，北京大中学校2.5万多人举行总罢课，并进行大规模的爱国运动。6月3、4、5日，更多的学生走向街头，抗议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800多名学生被捕入狱，当局甚至用北大校舍作临时监狱来关押学生。”
骇人听闻的六三大拘捕激起全国各地更强烈的反抗。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群起响应，正义凛然、不畏强暴的爱国斗争从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据统计，全国有20多个省区，100多个大中城市卷入到这场如火如荼的洪流之中，尤以上海爆发的六三运动规模最大。6月5日，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以日商内外棉第三、四、五纱厂工人带头，全市六七万工人罢工。同时，上海商人也举行了罢市。一些地方的工人、商人积极响应，推动了斗争的发展。迅猛扩大的斗争形势给反动当局以极大压力。6月7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6月10日，下令撤销了曹、章、陆的职务。但是，6月17日，北京政府又电令中国代表，同意在和约上签字。为此，又引发了新的一轮抗争，拒绝和约签字的呼声如潮，全国各地发往巴黎抗议签字的电报就达7000余份，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和约签字仪式。
卖国贼被罢黜，和约被拒签，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伟大斗争。
五四运动也是一次高扬"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其持续的时间更长，影响也更深广。
以1920xx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为标志，新文化运动开始兴起。1920xx年，陈独秀到北大任教，编辑部也迁往北京。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鲁迅等都积极参与到运动之中来，特别是采用白话文后，每期杂志的发行量从1000余份激增到一万五六千份，影响迅速扩大。新文化运动其基本的口号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这股追求民主、追求真理的思想解放潮流有力地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大批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为后来爆发的群众爱国运动作了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五四爱国运动，则又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为其开拓了新的空间，注入了新的活力。"五四"之后一年内，全国各地新创办的鼓吹新思潮的期刊达400余种，新成立的进步社团达三四百个，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了条件，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早在十九世纪末，中国人就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开始接触到马克思学说，但那只是一些零星的介绍。直到五四运动之前，先进的中国人使用的思想武器还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说等。他们所向往和追求的大都还是西方文明。五四运动使人们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教育，西方列强的弱肉强食，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迫使人们不得不对自己的追求作出新的反省。此时，《新青年》公开发表宣言，宣称“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按：指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此后，有不少报刊对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学说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被陆续翻译出版。经过反复的研究、比较和鉴别，先进的中国人才在五四运动以后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五四运动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找到了一条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成长道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斗争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也有一个致命弱点，即脱离广大的工农群众，未能真正认识到蕴藏在群众之中的创造历史、扭转乾坤的伟大力量。这也是造成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五四运动使先进的知识分子领略到了劳动群众的威力，开始放弃了“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逐渐转变了立场。于是，他们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脱下长衫，走出书斋，深入到工农中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知识青年走上了与实践相结合、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使自己在中国革命中所具有的“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正因为如此，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同志特别号召全国的知识青年，必须牢牢把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方向。这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仍是有现实意义的。
五四爱国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新的觉醒。先进青年更加清楚地看到国家命运，岌岌可危，更加感到腐败黑暗的社会现状难于忍受，他们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积极探索拯救中国的道路。五四运动后，各地青年纷纷成立社团，传播新思想的刊物有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仅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就出现400多种。在各种学说竞起争呜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五四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新文化运动不仅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同时随着这次运动而更加深入发展，使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思潮而成为运动的主流，并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
由于巴黎和会打破了人们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由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逐渐扩大，在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思想界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逐渐怀疑以至否定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而向往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的思想”。五四运动后，《新中国》、《每周评论》、《晨报副刊》、《国民》等刊物开始刊登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编辑刊物，撰写文章，组织社团，初步接触工人群众，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经过比较，鉴别、争辩，马克思主义以其缜密的科学性和革命精神赢得日益增多的先进分子的信仰，中国一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逐步成长起来。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束缚人们的思想，相反，正是学习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才在更广阔的范围和更深刻的程度上获得了解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它在同中国实际结合中的不断发展，成为五四以来科学、民主精神的主流。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五四爱国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由此开始深入工人群众，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作了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运动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起点而载入史册。
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这次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了条件，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五四运动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束缚人们的思想，相反，正是学习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才在更广阔的范围和更深刻的程度上获得了解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它在同中国实际结合中的不断发展，成为五四以来科学、民主精神的主流。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读后感
也许是前段时间读《曾国藩传》的影响，让我渐渐对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有了兴趣。为了更加透彻、详细地了解这段历史，我便又读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翻阅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段时间的历史，那段历史让人触目心惊。列强们一次又一次的入侵，人民群众生活水深火热，仁人志士们殚精竭虑。“1840”所有中国人都应铭记这个数字，曾经强大的王朝开始走向衰败。那年，列强用中国人自己发明的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却仍然没有打开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的愚昧之心。他们依然沉浸在“天国上朝、地大物博”的狂妄自大中，殊不知自己早已成为别人眼里的“碗中餐、盘中肉”，实属可悲可恨。
泱泱古国，悠悠华夏，每逢乱世之中，总有才人涌出。谭嗣同，站在了时代的逆风口，主张维新变法，力行改革。他深知中国要强盛，只有向列强学习，发展民族工商业。终于在1898年，他领导了历时百日的“戊戌变法”运动。期间，他力辅光绪帝，推行变法，整顿官制，革除弊政。最终仍回天无力，在高呼“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歌中，愤然离去。变法失败，但却为日后的辛亥革命种下了希望的种子。不管前路多坎坷，中华民族绝对不惧分毫。13年后，腐朽的封建王朝终于推翻，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中华民族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弱国无外交”，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被拒绝，而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仍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此消息一传回国内，当时的学子们无不捶胸顿足，愤慨不已，当日便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全体学生临时大会。他们慷慨陈词，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第二日他们便开始示威游行，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就此展开。
回顾往昔，艰苦岁月，我无法用一篇简短的文字将这厚重的历史一一道尽。只能以史为镜，珍惜现在，展望未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可是偏偏有人忘记了今天的一切是如何的来之不易，甚至不惜成为跳梁小丑。看看如今的“港独废青”们……历史上，只有民不聊生见革命，未曾有自称革命而搞得民不聊生！原本繁华的“购物天堂”，却被废青们弄得乌烟瘴气，可悲可叹。
现在的中国已非往昔的“大清”，中国的发展速度正令世界瞩目，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一分子，都需要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正如先辈们用青春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奋斗一样，如今我们也要用自己的青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此才能不悔青春。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字
1856年5月，美、英、法三使，先后对叶名琛发出修约照会，不得要领。1856年10月8日发生亚罗号事件，叶名琛对英态度强硬，毫无诚意，不赔偿、不道歉，只答应放人，此举令英国方面极为不满，复以英国企图修改《南京条约》亦遭清朝拒绝。10月23日，英军开始行动，三天之内，连占虎门口内各炮台。27日，英舰炮击督署，叶“危坐二堂，绝无惧色”。29日，英军攻入城内，抢掠督署后退出。12月，洋行夷馆被毁，尽成灰烬。一艘自广州开往香港的英国邮船遭劫。1857年1月，英军焚烧洋行附近民宅数千家，后退出省河。
另一方面，法国神父马赖之西林教案，广西知县并无循西方通行途径处理，在没有告知法国领事馆的情况下处死马赖，令法国方面极为不满。中国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导致现今仍无法确定马氏涉及清朝主张的死刑罪行。英法两国遂以此为由联兵攻打中国。英法还联合美国，但美国仅以外交支持。俄国外交代表以东正教团监护的身份早先混入北京，后来则以调停人的面目出现，借机渔利。
第一次英法联军。
入侵广州。
1857年9月英法联军抵达广东洋面。11月，英使额尔金、法使葛罗、美使列卫廉与俄使普提雅廷齐集香港。12月12日，额尔金、葛罗分别对叶名琛发出以10日为限的通牒，12月28日英法联军对广州发起攻击，次日攻陷。1858年1月5日，俘虏了总督叶名琛。
1月9日英法总局宣布与刚被复职的巡抚柏贵（实际为魁儡）共同治理广州，并于2月11日自行解除封锁和恢复广州的对外贸易，广州便一直由英法联军控制直到战争结束。
1858年3月，四国公使同往上海。两江总督何桂清要求他们返回广东。而四国公使决定集结军舰，北上天津。4月中旬抵达白河口。4月24日，再照会北京，限六日内派全权大臣谈判。直隶总督谭廷襄斡旋拖延。然后同4月英法联军北犯大沽口。
第二次英法联军。
大沽口战役。
5月20日，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兵临天津。6月13日大学士桂良及吏部尚书花沙纳与俄国特命全权大臣普提雅廷首先签订《中俄天津条约》。6月23日桂良和花沙纳在天津海光寺与英、法、美三国代表分别签订《天津条约》。
1859年6月，英法发舰带同新任驻华公使，前往北京换约及建立使馆。按西方惯例，咸丰帝得接见代表本国的公使见面。而咸丰不欲与外国使臣见面，于是命僧格林沁暗中诱击两国部队，双方在大沽口发生炮战，英法军受创而去。
第一次大沽口之战。
1857年12月广州被攻陷后，英法军意图继续北犯，逼迫清朝签订条约。1858年4月，英法军舰载有2600多人抵达大沽口。5月20日联军以6艘炮艇掩护陆战队近千人向炮台侧面登陆，清军发炮反击，杀伤近百位联军士兵。直隶总督谭廷襄却弃守逃亡，炮台守军孤立无援，清军大约300多人战死，南北炮台陆续被联军攻占。5月26日联军沿河到达天津城。6月中在英、法、美、俄公使的胁迫下，清朝签订了天津条约。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经过第一次大沽口战役后，僧格林沁奉命加强防务，修复战后的炮台。1859年6月20日英、法、美三国公使到达大沽口外，清政府要求公使往北方北塘登陆，并由清军保护到北京换约，但遭到拒绝，双方不久便展开战争。
6月25日，英法联军发兵进攻大沽口，英海军司令贺布亲自带领12艘军舰从拦沙江开往海口，下午3时贺布下令攻击炮台，清守军也开始发炮反击，火力充分发挥下，过不久多艘英法军舰遭受损伤，贺布本人也受伤。下午4时有4艘联军军舰被击沉，过了一小时后贺布下令从海口南岸强行登陆，但还是被清军炮火轰击造成死伤，而且地面泥泞难走。英法联军也遭到清守军及从新河来增援的骑兵攻击，到了晚上联军再继续进攻，但又有死伤，激战整夜后联军撤退到杭州湾。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唯一一次的胜利。
第三次大沽口之战。
由于联军的进攻失败，引起英法方面极度的不满，联军便大举入侵大沽口。先从北塘登陆后陆续拿下新河、塘沽，接着从大沽炮台北侧进攻，清军在奋战后溃败，北炮台被联军攻下。之后僧格以咸丰帝的命令放弃南炮台，剩余清军撤退到天津。自此大沽口完全落入联军的控制。
进军北京。
1860年7月英法援军大举来袭，在大沽口击败清军后，北上进兵天津。8月23日清朝派钦差大臣桂良、恒祺与联军代表额尔金在天津议和。无奈由于驻军北京问题导致议和失败，联军继而进军北京。
清政府再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到通州南张家湾议和。由于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再次破裂，并掳去英国派往负责洽谈停火之谈判代表巴夏礼和士兵等39人。随后英法联军攻陷通州，进而在北京东郊八里桥与清军决战，僧格林沁部全军覆没。9月22日咸丰帝等则以北狩为名逃奔热河避暑山庄。
10月13日，联军从安定门攻入北京。联军发现清军将英法使节团多人虐待至死，遂决定报复中国之野蛮行为，及教训中国皇室以后不得蔑视英国及法国。联军洗劫和烧毁了圆明园和静宜园。圆明园大火持续了两天，300多名太监和宫女葬身火海。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对此给予强烈谴责，称之为“两个强盗的胜利”。
10月，联军以焚毁紫禁城作为威胁，迫使恭亲王奕欣出面代表议和，除了完成《天津条约》的换约外，加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以为《天津条约》的补充。
续增的条款包括：
•开天津为商埠。
•割九龙给英国。
•准许华工劳务出口。
•将已充公的天主教教堂和财产发还，法国传教士可以在各省任意租买田地，建造教堂（此条系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私自在中文本上所加）。
•对英、法两国赔款各增至800万两白银。
五四运动论文
19爆发的五四运功，犹如响彻云霄的一声春雷，切破了辛亥革命以来的沉闷局面，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出现了高潮。又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富于敏感的青年学生在运动中起了先锋作用，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五四运动就像黑夜里的一束光，唤起了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对自由和真理的追求。它也许不足以宣告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结束，却宣告了新思想的潮流已经在东方点亮了黎明的曙光。
转眼已经90年过去了，时光冲淡了当年爱国青年们的感人事迹，模糊了爱国英雄的面孔。当年的形势，当年的气氛，当年的激情，当年的青春，总经不住时间的考验。但五四运动留下的精神却像天空一样永不退色，像太阳一样永远明亮。
历史的一页已经翻去，铭记历史是为了创造未来。过去的总会过去，生命的脚步永不停息，历史的长河仍将继续。他们能够在民族危难之时勇敢地站出来，为追求民主自由和真理而抗争，我们也能；他们能够带领中国从衰败和贫穷落后中走出来，我们也能；他们能够研制原子弹，发射人造卫星，我们也能！
是的，我们能做到。尽管时代不同了，但只要我们心中怀有五四精神，任何困难的事，我们都能做到。
然而，在生活越来越富裕的今天，我们似乎淡忘了这种精神。课堂上，老师在上面讲课，下面的同学们却趴倒了一片：睡觉的睡觉，玩手机的玩手机。校园内外，随处可见一对对情侣悠闲地散步，毫不羞涩的在公共场合下拥抱、接吻。网吧里，到处是玩游戏、聊天的学生，一玩就是一整夜。
我们要追寻五四精神，追寻青春的脚步。要相信，年轻没有什么不可以！
浅谈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的论文
论文摘要：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夷夏观、本末观、义利观、人才观发生了转变，其总的表现是逐渐抛弃传统观念的主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转向现实主义。这四个方面的转变在当时是相对徽小的，但是它们开始了中国传统观念的近代化进程。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中国由此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思想家们面临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不得不改变传统观念，以适应社会的变迁。我们试图从夷夏观、本末观、义利观、人才观这四个方面来讨论鸦片战争前后传统观念的转变，以求教于方家。
一、夷夏观念的转变和学习西方思潮的渐起。
术多抱盲目鄙视的眼光，视之为“奇技淫巧”，甚至连比较开明的梁廷榕也认为：“天朝全胜之时，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彼之火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国地雷飞炮之旧而推广之。夹板船，亦郑和所图而与之者。即其算学所称东来之借根法，亦得诸中国。但能实事求是，先为不可胜，夷将如我何！不然而反求胜夷之道夷者，古今无是理也。”梁廷榕的观点在当时颇有代表性，他认为没有必要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因为西方先进科技都是源于中国，而且向西方“蛮夷小国”学习有损中华国威，于理不通。
在英军的坚船利炮面前，“天朝上国”被远隔重洋的“蛮夷小国”轻松击败，这对时人特别是亲历了鸦片战争的部分清朝官员和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思想震撼。他们逐渐认识到，“夷”不一定不如“夏”，甚至在某些方面“夷”要强于“夏”，其明显表现就是对英军军事技术的推崇。还在鸦片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少数具有敏锐眼光的官员就开始重视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1840年春，林则徐曾“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蓬如洋式”。
1841年春，龚振麟以林则徐提供的《火轮船图说》一书为指导，制成一条车轮战船，时速可达3.5海里。战后，林则徐又委托黄冕试制成功开花炮弹。
虽然战后最初的学习主要集中于军事和造船技术，但出于学习这些技术和对外交涉的需要，了解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情况显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在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等人通过编译《澳门新闻纸》、《华事夷言》、《四洲志》等书籍、杂志，搜集地球仪、航海图、地图资料等多种方式，积极了解西方国家概况，为对外交涉和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这些工作为后来人们学习和了解西方国家提供了基本资料，在客观上起了开创性的作用。魏源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的基础上，写成《海国图志》一书，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后又有徐继舍的《壕环志略》、姚莹的《康牺纪行汉梁廷榕的《海国四说》等介绍西方和世界形势的书籍问世，反映了当时人们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望，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促使国人逐渐改变封闭、自大、守旧的观念，加速了传统“夷夏观念”的转变。
二、本末观的转变和发展工商的呼声。
在中国历史上，农本商末的本末观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历代统治者也从各个方面积极宣传和贯彻，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这是封建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也是封闭的小农经济必然的外部表现。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关心国运的先进人士开始了新的思考，如包世臣就提出：“本末皆富，则家给人足”。而龚自珍的“食货并重”、魏源的“本末相辅”虽然和包世臣的说法不同，但重视工商的基本意思是一致的。在重视工商的思想基础上，少数进步思想家提出要发展民族工商业，如魏源就主张允许民间自行设厂，军火工厂也可生产民品。为解决当时严重的白银外流、银源枯竭的问题，他提出了发展银矿业的主张，并建议改变以往专由官办的办法，奖励商民开采，他说：“但官不禁民之采，则荷镭云趋，裹粮鹜赴。官特置局，税其十之一二，而不立定额，特见银之出不可思议，税之出不可胜用，沛乎若泉涌，浩乎若江河，何必官为开采，致防不得偿失，财不足用乎？”林则徐也主张允许商民经营银矿：“召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嘉奖，歇亦不追。”林则徐等人的主张虽然是针对具体问题而发，但是对于改变传统重农轻商的本末观显然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鸦片战争前，由于受传统夷夏观念和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绝大多数清朝官吏和知识分子都把中外贸易当成是中国对藩属国和“化外蛮夷之邦”的“恩赐”，是“怀柔远人”的一种策略，因此在战前，很多清朝官吏和知识分子都曾主张断绝中外贸易，以杜绝鸦片的大量流如，并“以示惩戒”，如包世臣就说：“一切洋货皆非所需”，因此要“绝夷船，即自拔木塞源”把断绝中外贸易看作是杜绝鸦片流人、阻止白银外流的最佳办法。以理性来看，这种做法未免过于偏激，事实上也难以实现，但在当时的中国精英们看来则是天经地义的，其思想根源就在于对西方的误解或者说无知，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对中外贸易的错误认识。
此外，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还认为，西方需要中国出口的茶叶、大黄等物来帮助他们调理身体，否则就会因为消化不良而死亡。这种观念是一种误解和无知，但是其根源还在于崇夏鄙夷的传统夷夏观。鸦片战争促使一部分有识之士在对西方深人了解的同时，开始改变传统的对外贸易观念。如林则徐指出，应实行禁烟，并发展同西方国家的正当贸易。魏源也指出，发展进出口贸易能够增加国家收人，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
三、义利观—由重义轻利到义利并重。
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从龚自珍、魏源到孙中山、章太炎等，历经余年的苦苦探索，晚清义利观基本上完成了由传统的重义轻利、贵义贱利向义利并重的资本主义义利观的转变。
龚自珍、魏源是晚清义利观演变的首倡者。龚自珍是封建末世地主阶级中的开明者，他面对商品经济和内外贸易迅速发展，特别是鸦片贸易引起中国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等严峻问题的现实，大胆肯定“利”和“私”，肯定人们对“私利”的合理追求，批判义利对立的义利观，鼓励发展工商贸易。魏源则提出了的振兴工商业等具有实践性的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是在外国军事、经济侵略的刺激下的自发反应，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侵略的现实思考。
稍后的洋务活动家群体在思想上继承并发展了龚自珍、魏源的思想，如左宗棠就认为：“吾益人而不厉乎人，尽吾力，食吾功焉，斯亦可矣。”陈炽则进一步指出：“惟有利而后能有义，亦惟有义而后可能获利。”肯定追求个人的正当利益，并指出“利”和“义”在本质上的依存性。在此基础上，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思想家吸收西方思想，对公利与私利的关系给予较多关注。维新人士受到西学的影响较多，但是他们并没有全盘接受西方的功利主义义利观，对狭隘的自私自利的功利主义义利观还作了专门的批判。康、梁在“中西会通”思想的指导下，追求中西文化的完美结合。他们试图调和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推崇群体利益和国家利益，这使他们的思想易于为时人所接受。维新人士把传统义利观的改造与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封建礼教的现实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主张“天赋人权论”，要求实现资产阶级民权、自由和平等；主张“新民”，要求建立资产阶级新伦理。维新人士的义利观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色彩，反映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和经济要求，顺应了近代社会的发展潮流。
作为革命人士的思想代表，孙中山、章太炎在义利观问题上突出“义”、“公”，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革命任务的需要相适应的。一方面，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洋务思潮、维新思想的宣传，使重利、求利观念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革命人士也就不需再作专门的大力提倡；另一方面，艰苦的革命斗争需要革命人士具备坚强的革命精神，发扬大公无私的道德风尚，勇于牺牲，乐于奉献。因此，作为重要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章太炎必然要突出“义”和“公”，当然，他们对于“利”和“私”也是肯定的。他们甚至还提出了触及封建统治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平均地权”、“均分田地”的土地改革思想，从而把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推到了一个新阶段。孙、章追求的是“自利”与“共利”、“私”与“公”、道义与功利相结合的资产阶级义利观，在他们的义利观中，可以隐约看到传统义利观的影子。
四、人才观—新变局需新人才。
人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标准，在中国古代，人才观念的主导倾向是，“强调尊君爱民，重点在从事社会改革的任官的人才，对其他方面的人才重视不够。”因此，中国古代人才概念的第一个共同特点是：“都具有较浓厚的政治性，对政治、军事、文学等方面的人才重视较多，而对于自然科学家、技术发明家、艺术家、经济管理家、能工巧匠、民间群众领袖人物是谈得较少的”。清代至鸦片战争前，统治者实行严厉的思想统治政策，极力提倡空谈性理的程朱理学，并多次大兴文字狱，残酷压制不同思想。在严峻的现实环境下，考据训话治学盛极一时，文人学士埋头故纸堆，对国事民虞不闻不问。在这样的统治政策和学风影响之下培养的人才，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由此而造成整个行政机器效率低下。
嘉道年间，社会矛盾尖锐，一部分知识精英转而提倡经世之学，主张做学问要学以致用，既反对繁琐考据，也反对空谈性理，由此而兴起一股畅谈“经世之学”的风气，集中表现在“经世文编”等著作的出版发行，而以魏源主编的《清经世文编》为代表。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对外交涉的需要，更加深了人们对实用人才的重视。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的精英们认识到中国在军事技术和工业生产方面与西方的巨大差距，而在对外交涉中对西方国家和近代国际外交的无知，也使清政府的外交官员们深感处处掣肘。严酷的现实使他们认识到，要应对新形势的要求，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培养新式人才。早在战争爆发前，黄爵滋就指出：“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此举之弊也。”魏源建议延请西洋工匠、舵师，教习制造及行船演炮之法，并于福建、广东两省武试中，增设水师一科，选拔制造、驾驶人才，视同科举出身。这是近代较早提出的主张改革科举、要求将实用人才纳入国家人才培养主流的议论，虽然并未得到当局的采纳，但是其影响却是深远的。这种由现实出发主张改革科举的思想潮流是对传统人才观的重要突破，“是近代废除科举思潮的先声”，此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式人才越来越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并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鸦片战争前后，受国内外严峻环境的影响，中国传统观念不得不发生相应的转变，逐渐抛弃了传统观念浓厚的主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转向现实主义。在夷夏观方面，中国人开始向近代民族主义转变，能够正视西方国家在军事、工业等方面的先进和中国的落后，并提出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技术的口号。在本末观方面，开始抛弃工商末业的思想，鼓励发展工商业，希望以此对内解决民生问题，对外维护民族利益。与本末观相适应，在义利观方面虽然仍然提倡“义”，但对于“利”并不盲目排斥，提倡义利并重、以义统利的义利观，鼓励个人合法的求利行为。在人才观方面，为适应对外交涉、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及发展民生的需要，提倡重视实用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这四个方面的转变最明显的反映在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先进思想家的相关论述中，由此开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也开始了向近代化的转变。
浅谈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的论文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清朝前中期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十分繁荣，尤其康熙、乾隆、雍正三朝，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在平和的环境下，社会风气逐渐走向奢侈糜乱，光鲜之下矛盾暗长。清王朝统治者在落后的封建观念统治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清王朝陷入了不与外界沟通的封闭状态，国家发展陷入停顿，逐渐由盛转衰。而当清王朝逐渐走入没落之时，欧洲各国却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资本主义各国逐渐完成了资本主机原始积累，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具备雄厚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时，为了扩大海外市场，它们逐渐把目光瞄准了中国。
一、鸦片战争概述。
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纪，英国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并额逐年增多。英国资产阶级极力向中国倾销鸦片以抵御贸易的入超，妄图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大发鸦片财。中国方面白银大量外流，人民饱受鸦片摧残，精神和健康受到严重伤害。道光帝派遣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林则徐把收缴的鸦片在虎门海滩集中销毁，这就是著名的“虎门销烟”。
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出兵，但清政府并未在沿海地区积极备战，导致当英军来袭之时清军变一触即溃。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积极抗英，涌现了三元里抗英斗争等反侵略斗争，充分展现了人民对侵略活动斗争的决心和强烈的爱国情操，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战败收场，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二、鸦片战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一)传统观念的变迁。
中国的文明诞生极早，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在周边国家中，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一直是最高的，即使被周边落后的少数民族用武力征服，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力和融合性最终也会将之同化化作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同时中华文明也以其强大的影响力辐射了周边国家，形成了深远影响。因此中国自古养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天下的观念而非国家观，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理念，视周边的民族皆为蛮夷，认为中国就是天下之中心。石介先生的书中曾提到“天出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中者为中国，居天地之偏者为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
我们能看到这时国人已视自己置身所在即为世界的中心。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中国即为中央之国，周围的蛮夷国家都应该向中国称臣纳贡。在“天朝上国”的骄傲自满中中国对所谓的“洋夷”不屑一顾，这种洋洋得意的自满被带到了鸦片战争之中，清政府认为英国还是一个未开化的民族，甚至当时有的官员向皇帝献策称洋人的腿是不会奔跑的，因此对付他们只需要用竹竿将他们击倒。直到经历了鸦片战争清政府的惨败，时人才认识到清朝“天朝上国”不过是自己编制的美梦，被认为野蛮未开化的夷人已经将自己超越。少数的饱学有识之士开始了自强的道路。从“经世致用”到“开眼看世界”，从“变古愈尽，变民愈甚”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天下”的观念向“世界”的观念逐渐转变。所以直到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中国的以“国家”而不是以“天下”自称的观念才逐渐形成。
(二)现代教育的萌芽。
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鸦片战争后西学的传播还是中国的现代教育的重要条件。其中洋务运动时期的洋务教育是中国现代化教育的萌芽阶段，在中国教育史中它是不能抹去的重要篇章。洋务教育主要有三个方面：洋务学堂为中国培养现代化人才，留学教育把学生送往欧洲接受先进教育，翻译西方的优秀著作传播西方先进知识。洋务教育是现代教育的萌芽，它使中国的教育由传统的模式向着现代化模式转变，这是对旧中国已经无法满足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封建式教育的一次彻底否定。中国的近现代教育从此拉开了序幕。
洋务派的洋务学堂无疑应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位。正是洋务学堂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最初的领地，为传统教育在形式上的逐步解体创造了条件，从而也为中国教育正式启动教育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和中国近代首次教育价值与道路选择，洋务学堂以缩影的形式充分体现了国人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初级阶段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和处理。它的办学得失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道路的选择，乃至对我们今天的教育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具体来说，洋务学堂改变了传统的教育观念并冲击了陈腐的科举制度，促进传统书院进行改造；洋务学堂是中国近代教育避免了殖民化的前途，代表着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方向等。洋务学堂尽管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在“变器不变道”办学思想的支配下，洋务学堂仅仅是引进了西方的工艺技术，却失掉了作为技术根本的科学精神；试图保持传统的人文教育，但事实上却僵化和削弱了人文教育，这些都引导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走进了狭窄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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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静。鸦片战争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j].历史教学，2012(13)。
中国近代史之探析鸦片战争的论文范文
摘要：鸦片战争之后中日两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受列强压迫的社会，而日本却逐渐兴起成为亚洲列强，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文章旨在分析中日两国对当时的本国及世界的认识。
关键词：鸦片战争；中日；本国；世界。
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既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割地赔款，卖国求荣，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社会矛盾、革命任务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鸦片战争也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鸦片战争也客观的给中国带来了些许进步的元素，如：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大门；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带来了欧洲的现代文明和技术等。但是，这没有改变中国被侵略、被压迫的命运，中国由此进入了极其黑暗的时代。反观日本，以中国的鸦片战争为“天赐之鉴”，开始积极准备与西方列强的预期接触，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加强海防、主张改革内政等。这为日本后期的明治维新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那么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为何在鸦片战争之后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我认为这是由于两国对当时的自身和世界认识的不同，所以也产生了后续发展的不同。
一、中日两国对本国的认识。
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在古代历史上，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奇迹。四大发明、万里长城、丝绸之路、隋唐盛世……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中国文明为亚洲文明提供供给，亦是亚洲文明的中心。古人很早就把中国看做是天下的中心，把周边民族或国家称之夷、蛮、戎、狄，产生了华夷思想。由于周边国家的臣服，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常常是册封与被册封的隶属关系，中国成为册封体制的中心，外国使臣朝觐时都要跪拜磕头，这就更强化了“皇皇中华，四夷来朝”的思想。中国又很早形成了独立的文化体系，并且成为文化输出国。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周围的地区，往往是中国给予文化的地区。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别国文化流入，但它们不可能成为主流和改变原有文化的本质，相反，总要受到儒学的改造。所以，古代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和自信心。久而久之，这种优越感和自信心就蜕变为夜郎自大的观念，对外国和外来文化总是不能正确对待和虚心学习。清末，即使中国已经落后，本土文化已经呈现保守，但上述传统观念依然非常强烈。顽固者自不必说。显然，传统文化观念模糊了中国统治者的视线阻碍了对世界文明的吸纳。
日本四面环海，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处于相对孤立的环境。自古以来日本民族就有着很强烈的忧患意识，为了生存和发展，日本民族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吸收外部文化，以打破孤立的倾向，在知识方面的表现就是对外国的事物什么都想知道的求知欲。日本不是文化发源地，在公元3世纪以前尚无文字，在7世纪以前也没有系统的政治法律制度，公元645年大化革新以后，日本全面学习中国文化，使自己的文化迅速地产生了飞跃。大化革新后，日本的封建制度渐趋完善，但其封建统治者并非中国的皇帝，而是掌握军权的幕府将军。日本的“天皇”就不可能如中国的皇帝一样孤傲自赏，夜郎自大的。他们不断地学习，积蓄力量，好奇一切新的事物。之后的明治维新就是其最好的证明。
二、中日两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中国人都是以“中国”与“四夷”(即四周世界)相对称，也就是用“中国中心”的世界坐标轴来认识世界，世界知识非常狭隘。
首先在地理世界观方面，中国人仍然认为“天圆地方”，“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日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日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认为中国人的世界就是中国，而中国即天下。而他们心目中的世界仅限于中国的十几个省，疆土四面环海，旁无大国，对中国以外的地区不甚明确，往往以海洋表示。这种狭隘的世界地理观念极大限制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视野。
虽然在历史上外来文化也曾对中国产生影响，但终非主流，久而久之，中国上自统治者下至士大夫皆认为中国文化是天下最优秀的，形成了体系化、理论化的对外观念，这种模式的不断确认与推广，最终又形成了中国人一元世界观的思维定势，而不愿接受多国并存的多元世界观及国际观念。这种支配从中国统治者一直到普通人的思维定势，对近代之初世界观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与中国文化的自创性特征相比较，日本文化的确“不该骄傲”，但与此同时却使其表现出了“周边性”与“摄取性”。[2]日本自古以来就作为文明古国中国的周边国家，孤悬海外。直至公元前3世纪为止，在漫长的8000年中，日本一直处于缓慢的绳纹文化发展当中。“当我们的祖先聚居在日本列岛上，长期停留在石器文化阶段而裹足不前时，大陆的汉族却很早就迎来了金属文化时代，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汉族向四周地区的扩展引人注目，其部分势力也达到了日本列岛，给日本带来了金属文化和农耕技术”[3]是大陆的中国文化给日本带来了飞跃的发展，日本社会从采集文化转为农耕文化、从旧石器时代进入了铁器、青铜器与新石器并用的金石时代。日本民族喜爱与渴慕优秀外来文化。善于摄取外来文化。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对当时世界及本国认识的不同，使其后续发展的道路也不尽相同。当时，中国故步自封，日本却学以致用；中国唯我独尊，日本却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因此两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接触西方文明相距仅十余年，但迈向近代化的速度与结果的差异却是如此惊人的。中国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用了近70年，才完成了近代化的一部分，这期间，中国丧权辱国，走上沦为半殖民地的扭曲发展道路。日本则只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资本主义150―200年走过的道路，20世纪初日显世界强国端倪。这固然也有当时中日两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不同，中国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压力远大于日本的原因，但其思想认识的不同产生历史的必然也带给我们深刻的教训，值得我们好好地去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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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之探析鸦片战争的论文范文
自鸦片走私贸易进入中国以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给中国人民的身心带来严重的危害。清政府、民国政府等都有禁烟政策，然而却成效甚微，都没有阻止鸦片在近代中国的泛滥。鸦片贸易横行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是由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共同构成的结果，是当时中国社会内忧外患状况的一个缩影。
一、输入鸦片的帝国主义国家相互竞争。
当时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国家众多，并且国家之间因为利益而相互进行竞争和勾结，这是鸦片泛滥于中国的直接外部原因。西方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殖民国家，最早有葡萄牙和荷兰。他们以澳门和台湾为据点，向中国内地输入鸦片，不过数量不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成为对华鸦片走私量最大的国家。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跃居世界前列，对外殖民扩张也发展迅速。东印度公司是英国侵略东方的殖民机构，它试图以各种方式打开对中国的殖民贸易大门，以便倾销英国商品，但却屡遭碰壁。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以男耕女织、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国家，根本无需依赖对外贸易而生存。因此，鸦片贸易就成为了东印度公司改变不利贸易入超局面的一种手段，确立其对华鸦片政策。甚至最后，英国不惜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强迫中国接受鸦片贸易。同时，美国独立战争后开始急剧发展资本主义，扩大对外贸易。由于英国对印度鸦片实行垄断，所以美国人另辟蹊径，在土耳其发现了鸦片。土耳其鸦片质量不如印度鸦片，但因价格低廉，在中国市场上竞争力很大。1817年美商又在波斯湾找到新的货源，使得1817、1818两个年度中贩运总数达到4000箱，占各国输华鸦片总数的42%。为了与美国争夺中国的鸦片市场，英国大力增加印度鸦片的产量，导致其价格下降，美国对华鸦片贸易开始处于不利的地位。1821年，为了倾销大量增产的印度鸦片，英国允许美商贩运印度鸦片。英美两国开始相互勾结，扩大对华鸦片的输入量。
二、巨额利润对各方的吸引。
鸦片走私之所以能够兴起并且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在于鸦片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西方资本主义和烟贩都从鸦片贸易获取了高额利润。以英国为例，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规定，鸦片按照成本300%的高税率进行征税。另外，东印度公司以及后来许多英商洋行以三角贸易方式，将贩卖鸦片所得的现银从中国进口茶叶等畅销品，运回英国本土售出时也需缴纳大量税金，成为英国政府的又一税收来源。以1813年为例，这一年印度上等鸦片“公班土”，每箱成本费用是237卢比，它的拍卖价格，包括印度政府的鸦片税在内，每箱2428卢比，超过原来成本九倍，东印度公司约得其中的三分之二。其次是印度政府。鸦片税是印度政府的大宗收入，它按鸦片成本百分之三百以上的税率抽税，1829―1830年从鸦片专卖所取得的收入超过一百万英镑，约占全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第三是烟贩。因为鸦片是偷运进口的，逃避了纳税。公班土在印度每箱的拍卖价格为1785卢比，在中国的卖价为2618卢比，两者差额为833卢比，折合银洋为四百余元，扣除少数运费等成本外，剩下部分就是烟贩每箱的实际利润。最大的英国鸦片贩子查顿在私信上说，在最好的年头，鸦片的利润高达每箱一千银元。英国鸦片贩子泰勒在1818年说过：“鸦片同金子一样，任何时候我都能卖掉。”鸦片贸易在对东印度公司、印度政府以及烟贩共同有利的条件下，更加快速发展起来。随后，东印度公司采取大量生产、低价推销的政策，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更进一步增加。
三、清政府的吏治腐败，统治阶级无能。
当时清王朝吏治的腐败、税制的紊乱是导致鸦片泛滥的一个重要的内部原因。由于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与驱动，清朝有不少官员或主动或被动地纵容甚至是参与鸦片走私。鸦片虽然是走私贸易，而且朝廷有令禁止走私贸易，但这种走私其实得到了广东、福建一带官府的默许，几乎形成了庞大的鸦片走私受贿官员集团。以查缉鸦片走私为专责的官府“巡船每月受贿银三万六千两，私放入口”。各级官员也都争相从鸦片走私中获利，“水师有费，巡船有费，窑口有费，自总督衙门以及关口司事者，无不有费。”连英国商人也曾说：“在中国方面，高级官吏与政府人员，对于鸦片走私公开的默许，过去和现在的巡抚，都从中取利。”甚至英国官方也宣称：“因有完备的贿赂制度，鸦片贸易进行得很顺利正常。”官吏受贿的普遍，致使鸦片走私日益猖獗，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偷偷运进了天朝。”并且随着鸦片输入数量的激增，鸦片税也成为清朝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在进口税中，鸦片税约占一半左右，最高时甚至占60%以上。
四、民国成立后的国内状况。
清王朝灭亡后，直到解放前，国家都一度处于战乱与管理的混乱之中，所以在这种国家背景和社会环境下，鸦片便再次泛滥起来。北洋军阀时期中国陷于军阀割据状态，为了争夺地盘，扩充军队，各派系军阀几乎都利用毒品掠夺社会财富，依靠鸦片消费税增加税收来源，有的甚至纵容种植罂粟。于是，鸦片烟毒在北洋军阀时期又逐渐开始流布，甚至出现了一些专业性质的鸦片公司，例如上海的信远公司、公平公司、聚丰公司、三鑫公司等，都是大型专业贩毒公司，其后台则是军阀和外国侵略势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从1927年9月至1928年4月颁布了许多禁烟章程及条例，但起初主要采取“寓禁于征”的政策，即用增加税收的方式限禁鸦片。南京国民政府后期，国产鸦片数量猛增，西南地区成为鸦片的最大产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向中国大肆输入鸦片和其他毒品，将东北地区变成日本推行鸦片专卖的主要基地，并建立全国性的贩卖网，使鸦片在中国又一次泛滥成灾。
五、小结。
从探析中我们可以得出，想要真正的杜绝鸦片、毒品的泛滥，首先国家需要拥有独立的主权作保障，当时我国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的二半社会，内忧外患，民族矛盾是当时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寻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解决人民苦难的最关键的前提。其次需要大力发展经济，当一个国家经济强盛，才能在国际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在近代西方国家逐步的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生产力得到大幅的提高的同时，清政府却还在“闭关锁国”，停留在“天朝上国”中止步不前，封建制度严重阻碍着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使得我们在经济上，军事上、科技上等领域落后于西方，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将我们强行拖入它们的利益纷争中。同时，鸦片的禁止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做基础，而当时的近代中国社会因为政权的更迭，始终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能够长期统一国家、保护人民，社会处于治理的混乱之中。最后，当时清朝政府的日趋腐败，导致国家的治理更加涣散。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因此，鸦片在近代中国的泛滥是有着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多重因素所共同导致的，是中国人民在近代苦难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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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艳君(1991-)女，陕西咸阳人，西安邮电大学研究生，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