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的过程 司法过程的性质读后感(模板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读后感的过程篇一

“本杰明・卡多佐为法律而生，法律也使他成名。”[1]他在法律史上经久不衰的地位来源于他的司法裁决观。《司法过程的性质》这本19宣读、出版的系列讲演集集中体现了他的核心思想。本书揭示了法官判案时担当的职责和裁决的方法，司法过程的立法性质及其限制因素，而他论述的内在机理乃是对法律自身成长的深刻剖析，对实用主义司法哲学、法社会学观的理论化阐述。全书不仅逻辑严谨、论证有力、内涵丰富，渗透着浓厚的学术意味，而且列举的'大量经典案例又使文章生动、活泼，极富现实感，再加上其简洁、明朗、流畅的写作风格使这一著作成为美国法律哲学和司法哲学的传世经典。本文共分三部分，试图通过对文本的解读，以法律成长的内在机制与在此指导下的司法过程为线索论述、考量司法过程的性质，并衍展开来，通过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考察与思索，展示他在方法论与法哲学观上的深刻与不足，最后以该书对中国的启示作结尾，总结一代大法官的法律理念和司法艺术中的救世情怀。

一、法律和司法观视角的文本剖析卡多佐在文中开门见山，首先就追问“法官从哪里找到体现在他的判决中的法律？”[2]，并列举了两种普通法的法律渊源――宪法、制定法；先例。他不仅根据宪法的“巨大概括性”和制定法的空白认为司法者应运用“自由决定的方法”，通过各种社会因素解释和改变法律从而使审判和正义相和解，而且他更看到了法官对于“先例”的创造性。卡多佐认为“法官们所面临的实际是一个具有双重性的问题：首先，他必须从一些先例中抽象出基本的原则，即判决理由；然后，他必须确定该原则将要运行和发展――如果不是衰萎和死亡――的路径或方向。”[3]而后者的工作即“确定这个原则的边界和它发展、增长的趋向，这就是要让这种指导力量在交叉路口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4]是法官真正有所作为的环节。当然，卡多佐还有个预设的前提即将普通法下法官日常处理的案件分为三类，相对应法官的职责也有三项：第一类案件，事实和法律都简明，争议的中心并非法律规则而只是事实如何使用法律规则的问题，这些案件构成了法院的大部分事务。可以说，这些案件的命运事先就定下来了而无需司法意见；第二类案件，事实清楚，法律规则确定，只是规则的适用令人怀疑。对此类案件法官责任较大，必须仔细分解斟酌。然而，以上两类案件不论结果如何，却未触动法理；第三类案件，数量不多但是其决定对未来很有价值，即推进或延滞法律的发展，作者接着谈到“这些案件就是司法过程中创造性因素发现自己机遇和力量的案件……也就是在这里，法官承担起了立法者的职能。”[5]作者精彩的论述至此说出了全书的主题即“司法过程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发现法律，而是创造法律”[6].行文至此，我们已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法官凭借什么造法？遵循的因素、方法是什么？卡多佐做好了一切铺垫后，明确地阐述了四种因素和四种方法。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卡多佐是如何借对法律的认识来探索司法过程的性质，又是如何藉由司法过程的揭示展现对法律本身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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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的过程篇二

本文作者

康优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

级本科生

《司法过程的性质》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它是作者本杰明・卡多佐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进行的一次演讲，是卡多佐对自己多年法官经验的一个总结，同时也是对美国自霍姆斯以来形成的实用主义司法哲学的一个系统的理论化阐述。这本书的中心议题简单来说就是“法官立法”,是指法官在严格遵循先例的原则下又如何通过司法过程“发现”法律来适应不断变革的社会，推动法学的发展。这是一本独具特色的美国法律哲学和司法哲学的代表作，正面回应了如何在司法过程中正确对待判例的问题，是一位著名的大法官的经验之谈。它贯穿了卡多佐对于法律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理解，有助于每一位法学的理论学者深入了解法律实践过程和社会现实。

司法审判过程就是一个酿造过程。在这本书中，作者卡多佐将司法审判过程形象的比喻成了一个酿造过程，所有参与审判的人都是在共同酿造一个叫做法律决定的化合物，而法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酿造者。影响最终酿造结果的就是添加物的成分和比例，而掌握这些要素的人也就是最终决定酿造物的人。

成分――法官体现在他判决中的法律。这种渊源在书中分为两种，一种比较明显，也就是直接由宪法或者制定法提供的。这种情况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也就是说法官所需要做的只是服从。在这个意义上法官制定的法只是第二等的法，是在宪法和制定法之后的而且必须从属于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法官的工作也并非草率和机械，因为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会有需要填补的空白，会有需要澄清的疑问和含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法律解释问题。这种法律解释在书中分为两种，一种是对于真实并且可以确定的已有之物，也就是在赋予一个制定法含义的时候只需要理解立法者心目中的含义和立法意图；而另一种就相对比较麻烦但也更为普遍，就是立法机关对于所要解决的问题完全没有概念的时候（立法机关未想到的要点），这种情况下的司法解释就需要更深入地发掘实在法的深层含义，猜测立法机关在面对该问题时可能会有的意图，填补实在法的空白。

法律渊源的第二种，就是在宪法和制定法都沉默的.时候，法官必须从普通法中寻找适合案件的规则。第一步就是考察和比较先例。这个过程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就是依照明显符合案件的先例来决定案件，近似于按照制定法来决定案件的过程，不多加赘述。另一种就是没有决定性的先例时，法官必须为眼前的诉讼人制定法律。（同时也是在为其他人制定法律，因为一旦判决宣布，它就成了先例家族中的新成员，并且很可能会影响到之后的判决。）他必须从一些先例中抽象出基本的原则，即判决理由，然后确定该原则将要运行和发展的路径和方向。

确定原则的边界和发展、增长的趋向，是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的重中之重，同时也是本书的主要内容。在作者卡多佐眼中，一个原则的指导力量可以沿着类推的规则或哲学的方法，历史、传统的方法和社会学的方法四种路线起作用。

类推的规则或哲学的方法是沿着逻辑发展的道路起作用――在原则的统一化并加以理性化的能力范围内将其自身投射和延伸到新案件上去，是来自自然的、秩序的和逻辑的承继。法律观念的精髓就是高贵和公正的一致性，而先例又有沿着逻辑发展路线自我延伸的倾向，在追求形式与实质对称的道路上，这种逻辑的方法似乎是最占优势的方法。由归纳提出的一些真理构成一些前提，然后再进行新的演绎，通过不断重复将暂时性和探索性，变为新的永久性和确定性，最终成为基本的和公理性的，试用到更大范围内。（无用的、不公正的也会被剔除掉）这种类比的、逻辑的亦或是哲学的方法都是从一个规则、一个原则或一个先例中引申出一个结果，体现了法律的一贯性、确定性、计划和结构的统一性。但是，法律不总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就像人并不总是理性的），而且有时一个案件也可能同时适合多个逻辑，而逻辑结果又是相悖的。这种逻辑的方法是分等级的，从强到弱一头是三段论，一头仅仅是类比，当推向逻辑的极端后就会产生另一个结论（里格斯诉帕尔默案）。这时就需要不断用正义来考察和检验哲学并不断用哲学考察和检验正义，在逻辑之间选择出最好的来作为哲学的方法。这是一个渐进的、探索的过程，是将一个个假说（案例）变为真理（典型的先例）的过程，也是这种逻辑道路上不可避免的过程。但更可能的情况，是这种倾向被另一种倾向抵消，比如被历史限度限定。

一个题目既适合于使用这种方法也适合于使用另一种方法时，习惯或者效用就会出现，来调整方法的选择。现行的许多法律中，有许多只是历史的产物，甚至在不动产领域没有历史就不可能进步。法律在历史中产生，历史一定会对之产生影响，为了真正合乎逻辑，法律的发展就必须充分注意到它们的起源（“一页历史就抵得上一卷逻辑”）。法律在使用过程中应当注意与历史保持一致，即考虑什么是已为。历史在照亮昔日的同时也照亮了今天，而在照亮今天之际又照亮了未来。

如果历史与哲学还不能用来确定一个原则的发展方向，习惯也许就会插进来。的确，在普通法发展中，习惯在今天的创造能力已经不如从前，甚至大多数时候我们寻求习惯只是为了找到一些检验标准――习性的自然且自发的演化确定了正确与错误的界限。但如果把习惯略加延伸，就会把习惯与习惯性道德、时代风气等同起来，这就是传统的方法与社会学方法的接触点。生活塑造了行为的模子，法律维护的就是这些从生活中获得其形式和形状的模子。

未达到目标的规则不可能永久性地证明其存在是合理的，所以我们应当关注法律的终极目标――社会的福利。法律所服务的目的将支配所有的这些方法，即在确定现存规则应如何延伸或如何限制时，让社会福利来确定路径，确定其方向和其距离。社会福利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共政策，集体组织的善，在这类案件中，社会福利所要求的仅仅是便利或审慎，而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指由于坚守社会标准而带来的社会利益，在这类案件中，社会福利的要求就是宗教的要求、伦理的要求或社会正义感的要求。热尼说过：“一方面，我们应追问理性和良心，从我们最内在的天性中发现正义的根本基础；而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关注社会现象，确定它们保持和谐的法律以及它们急需的一些社会秩序，正义和一般效用，这将是指导我们进程的两个目标。”（卡多佐在演讲中从宪法、私法以及一些公共政策的规则方面论证了社会学方法的作用）。

原则不是一个，而是一束，卡多佐在演讲中对司法过程的分析得出了一个结论：逻辑、历史、习惯、效用以及为人们接受的正确行为的标准是一些独自或共同影响法律进步的力量。在某个具体的案件中，哪种力量将起支配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必定取决于将因此得以推进或损害的诸多社会利益的相对重要性或相对价值。最基本的社会利益之一就是法律应当统一并且无偏私……而法官如何确定一种利益已经超过了另一种利益，必须像立法者一样从经验、研究和反思中获取他的知识（p68）

对于“法官立法”,作者卡多佐明确表示，法官确实有权力（不是权利）忽视一个制定法或者越出先例和习惯为司法创新所设定的边界，但尽管如此，法官也不是完全自由的。首先，他不得随意创新，不得随意漫游、追逐个人的美善理想，不得屈从于情感和未加规制的仁爱之心，应当用一种以传统为知识根据的裁量，以类比为方法，受到制度的纪律约束，并服从“社会生活中对秩序的基本要求”.一旦滥用权力，也就违反了纪律，同样会受到处罚。其次，与来自各方的限制法官的规则之数量和压力相比，任何法官创新的权利都无足轻重。法律这一有机体的形式和结构都是固定的，其中细胞的运动并不改变总体的比例。法官是在一个狭小的选择范围内寻求社会正义，通过对法律原则的不断重述并赋予它们不间断的、新的内容来使它们与道德习俗保持同步。这就是司法性的立法，而且是由法官自己承担风险的立法，但也正是这种立法的必要性和义务才赋予了司法职务以最高的荣誉。最后，法官制定的法律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或者并不涉及难题，或者涉及在没有完全公开的规则时不可避免的那些难题。法官所做的一切就是提出一条原则，并由此就提出了一个创造该原则的孤立且独立的意志，将之转化为一个新的实在，这个实在反过来又自我发展，赋予这一原则以独立的生命，并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

至于遵循先例，这应当成为一种规则，而不是一种例外。如果不能在前人铺设的进程的坚实基础上为自己的进程添砖加瓦，法官的劳动就会大大增加。而且判例法中的规则和原则从来也没有被当作终极真理，而只是作为可资用的假说，它们在每一个新案件中接受实验和检验。尽管不应当放弃遵循先例规则，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应当放松这一规则。因为普通法也并不是稳固不变的，应当区分静态和流变的先例。如果时代的习俗已经发生改变，法官又为何要被捆在先辈的手里。法学的发展，就是将正在生长的、并在主流上是有益的趋势同法律所要求的一致性和确定性的要求加以协调，不断创新。

卡多佐在演讲的最后感慨道：“司法过程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发现法律，而是创造法律；所有的怀疑和担忧，希望和畏惧都是心灵努力的组成部分，是死亡的折磨和诞生的煎熬的组成部分，但在这里面，一些曾经为自己时代服务过的原则死亡了而一些新的原则诞生了。”

《司法过程的性质》这本书是以美国实行判例法为背景的，我国并没有实施判例制度，但最高人民法院每年出台的经典判例集和公报公布的案例。虽然法律上未规定其有约束力，但是我国法官具体判例时却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实质上起到了类似判例的作用。而且下级法院在审理案件时由于考虑到它的判决有向上级法院起诉的可能性，因此，必然会注意以前在审理同类案件时所做出的判例。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已经使中国进入可望保持长期稳定发展的阶段，因此一个更加专业的司法界将在这一过程中显得更加迫切。《司法过程的性质》这本书不管是对我国的司法实践还是对学术界的研究都有重大意义。

（这本书，虽然没有读得特别通透，但还是受益匪浅。这份读书报告更像是沿着卡多佐演讲的思路又走了一遍，谈不上有什么自己的见解。这份能将司法中的不确定地带这么详细地表达出来的经验之谈，我很庆幸自己读了。）

读后感的过程篇三

[内容提要]司法权是法治社会里最重要的权力，它是法律的生命之所系，是权力正常运作的基本保障，也是权利的最后屏障。长期以来，我们对司法权的“刀把子”定位是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产物。在法治社会，司法权是宪法性的权力，是中立的权力，是社会的权力。我们应当在这一社会主义的司法观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我们的司法改革，以建立符合法治的司法制度。

[关键词]司法权性质改革

一对法学来说，二十世纪下半叶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司法关怀的时代。法理学似乎从一开始就是偏爱法本体研究而忽略司法研究的。自然法学派、哲理法学派、规范法学派这些早年的法学流派都把目光投向法律是什么。或法律应当怎样。一句话，他们都研究法律本体问题而不关注或起码是不怎么关注司法问题。在二十世纪初，这一传统才有所松动。自由法学、利益法学、社会法学、法律现实主义、社会法学等等开始关注法律的经验，关注动态的法。这一对法律形式主义的反思运动改变了人们对司法的传统看法：司法再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从规则演绎出结果的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法律生命过程的一部分，是追求法律正义的事业的组成部分。这一对司法认知的改变直接推动了对司法的研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大量的有关司法的著作问世。新康德主义的继承人考夫曼将哲理法学派传统的法本体研究引向司法程序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1949年以后的中国法理学是典型的本质主义法理学，她继承的是西方19世纪的传统，（注：这一传统的哲学方面是本质主义的`，在法的本质认识上则是规则主义的。这种规则主义的法学的司法观是形式主义的。在形式主义的法学观下，司法被描述为一个从大前提（法律）到小前提（个案事实）到法律结论的三段论式的确定的推理过程。其典型的是概念主义法学或潘特克登法学。西方反法律形式主义的法学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晚近才对中国法学产生实质影响。）她的主旨始终在于发现法的本质，发现法的规律而忽视司法的研究，对于这一法学来说，司法过程只是贯彻或重复立法者的意志，是立法者的工具。这从改革开放以后（在此之前是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法理学的）发表的大量的关于法的本质的文章和在本体的意义上研究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的文章中可以清楚地感知。中国法理学的司法转向始于1990年代，这是198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对法律实效的担忧的学术回应。人们先是在社会条件中去寻找法律实效差的原因，进而转向对司法制度的反思。因此，这一转变是以对司法改革的研究为特色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仿佛一夜之间中国的法学研究者们，不管是研究法理学的还是研究部门法的，一下子都成了司法改革家。

法理学的司法转向是现代社会司法权凸显的理论表现。司法权在各种权力中历来是最不起眼的，在东方，它的存在甚至被忽略。（注：司法权在东方长期在行政权的笼罩之下，它只是行政官的一项权能而已。）古代社会可以说是行政权的天下，因为古代社会通常为集权社会，集权制下立法权和司法权常常生存在行政权的阴影之下。即使在实行分权的古希腊、罗马，走在前头的也还是行政权。因为古代社会通行整体主义价值观，在整体主义价值观下社会稳定是它的首要价值。这一社会稳定第一的价值取向自然把“行动”放在首位。在向现代转型的社会阶段，凸显出来的是立法权。因为转型的社会重在改变规范，改变规范需要立法的权威。只有在现代法治社会，司法权才为社会所重，真正成为终极性的权力。因为现代社会是说理的社会，强力是行政权的特点，而说理则是司法权的特点。也因为在现代法治社会，合法性成为权力行使的第一原则，立法权和行政权都要接受合法性审查，而合法性判断的主体只能是法院。这就使司法权取得了评价立法权和行政权的主体地位。具体来说，现代社会司法权的重要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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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的过程篇四

因此，三者的统一构成了教学过程的本质。单独的说教学过程是认识说，是交往说，是价值说都是片面的。（2012・3・15）

读后感的过程篇五

现代社会，“随着行政权的膨胀和积极行政的日益兴起，行政纠纷日益增多，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诸多威胁”。（1参见应松年、袁曙宏主编：《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法律出版社，版，p288）为了保障公民权利、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必须建立各种监督制度和救济途径，行政复议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一般认为，我国的行政复议是指“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查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适当性审查，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一种法律制度”。（2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版，p279）关于行政复议的性质，理论界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是一种行政行为，有的认为是一种司法活动，有的认为是一种兼具行政和司法双重色彩的行政司法获准司法活动，还有的认为行政复议形式上的行政行为而实质上的司法行为。（3参见杨解君、温晋锋著：《行政救济法》，南京大学出版社，，p97）目前，同说将行政复议定位于“具有一定司法性的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和纠错机制的缓解”，是“国家行政救济机制的重要环节”。（4参见同前注2书，p280)

讨论行政复议的性质，并不是要求得一个“盖棺定论”，而是为了能对其获得一个较为准确、全面的认识，以促进该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利于实践中的实施运作，达至该制度设计的目标和价值追求。

对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性质，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来作为一个简单的分析。

从形式于实质的纬度来看，在形式意义上，以国家机关的性质为标准，一般将行政机关从事的所有活动都归于行政行为；在实质意义上，以具体行为的性质为标准，行政机关所从事的活动中有一部分具有司法性质。我国行政复议制度是在行政系统内运行的，行政复议机关是行政机关而非司法机关，其行使的是行政职权，行政复议是一种行政内部的监督机制和救济途径，它一般要接受法院的司法监督，这些都是行政复议的“行政性”之所在。但是，在另一方面，行政复议又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执法行为，它是一种解决行政争议的机制，其运行中一般存在三方主体：行政复议机关、行政相对人（行政复议申请人)和作出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复议机关作为独立与复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外的“中间者”对后两者之间的争议作出裁断，行政复议的进行也被要求遵循类似于司法程序的较为严格、规范的程序，这些又是行政复议的“司法性”之所在。因此，说行政复议是“形式上的行政行为和实质上的司法行为”或者是“兼具行政和司法双重色彩的行政司法获准司法活动”都是有道理的。

从应然与实然的纬度来看，对行政复议制度性质又有不同的认识。前述关于形式与实质意义上的讨论基本上是从应然角度出发的，我们还有必要关注我国行政复议制度性质的实然状态，看看其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运行过程中体现了什么样的色彩。

依行政复议法的规定，我国行政复议制度中的复议机关有三种类型：一是作出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二是作出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的上一级行政机关，三是作出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所属的人民政府。对第一种类型而言，实际上是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审查、作出复议决定，明显不符合“不作自己的法官”的一般公正原则；对后两种型类而言，由于复议机关与作出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之间存在着行政隶属关系，复议机关往往容易受到“地方利益”或“部门利益‘的影响，很难立足于中立者的角色进行居中裁断。有时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在作出之前已经向复议机关请示过了，作出被申请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的决定实际上已经体现了复议机关的意志，这种情况下复议也就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5参见同前注1书，p299）另外，行政复议工作实际上是由复议机关内部设立的办事机构，即所谓的行政复议机构具体办理的。复议机构不是独立的行政主体，没有独立的职权，它虽然“具体办理"复议案件的受理、审查和裁决工作，但却没有作出最后决定的权力，只能草拟复议决定，提出处理建议，最终还是要听命于其所属行政机关首长，可谓“有职无权”。复议机构的不独立导致复议工作容易受到行政首长意志的不当影响和干涉，“有的.行政案件已经复议部门依法定程序复议结束，某些行政首长还以个人意见改变案件处理结果”。（6参见姜明安主编：《中国行政法治发展规律进程调查报告》，法律出版社，版，p280―281）

复议机构一般都是复议机关内部的“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是所属行政机关首长的办事机构，对于没有行政立法职权的行政机关的复议机构，它除了具体负责行政复议工作之外，作为首长“在法制方面的参谋和助手”，还要“承办领导交付的其它工作”，比如“充当政府的法律顾问或诉讼代理人角色，负责国有产权变动、当地政府与外来投资的合同、拆迁、地方企业间纠纷的解决等工作的法律问题，代理政府参加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等等”，“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替政府操心，吸取教训、提出建议”。（7这些情况是笔者参加20北京大学法学院赴河南漯河社会实践考察团，在与漯河市政府办公室法制局的工作人员座谈时了解的。漯河市下辖一区二县，市政府没有行政立法权）行政复议是具有一定独立性和专门性的工作，当与复议机构承办的其它工作和事务发生冲突时，往往是“领导交付的工作”优先，复议工作难于作到规范化和专门化。有些情况下，复议机构承办的其它工作中的事项如与一些复议案件有牵涉，前者往往还会影响到后者的依法公正裁决。

另外，行政复议机关作出复议决定的过程也不同于一般司法活动的裁判过程。尽管行政复议法规定了类似司法程序的复议程序，但其规定还是过于粗略，实践中缺乏比较细致、完备和规范的操作程序，加之没有相对统一和完善的机构体系，行政复议实践中存在大量的不规范甚至是严重违背行政复议法要求的情况。比如，许多复议机关不是依行政复议程序处理行政争议，而是采用传统的行政手段，对符合条件的复议申请不予正式受理，而是先进行协调，或者通过“背后做工作”施压迫使申请人撤回复议申请；复议程序不公开，申请人难于了解复议工作的进展，无法行使自己在复议中的程序性权利；在必要的情况下也不采用听证的方式，听取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双方的意见；复议过程中不遵守时限的要求，久拖不决；处理结果不作正式决定文书；等等（8参见赵祥生、薛为民：《行政复议非程序化的思考》，《行政法研究》1994年第4期，p59―60）

总之，我国现行行政复议制度中，复议机关缺乏中立性，复议机构缺乏独立性、专门性，复议程序也不甚规范、完备。而实际运做中也远未达到其作为一种行政监督、行政救济和行政争议解决机制所必须要求的那种规范性。（9有关我国行政复议存在的一些问题，还可参见：姜明安主编：《中国行政法治发展规律进程调查报告》，p269-270，p279-282；参见应松年、袁曙宏主编：《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p299-300）

这里并不是主张司法性和行政性有孰优孰劣的区别，而是要指出，一种制度的设计和运作所体现的色彩应与其目的、宗旨和价值取向相符合。一般而言，在同等的法治要求的基础上，行政更偏重效率而司法则更关注公平。自近代所谓“行政国”出现以来，行政职能不断增加，行政权力不断扩大，这一方面是维系社会经济良性发展之必须，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威胁公民权利与自由的问题，因此需要有加强对行政权进行控制和制约的机制来解决这一矛盾。传统上，通过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机制，特别是充分利用司法审查制度来防止行政权的滥用，保护公民权利。然而，由于司法资源的有限和司法程序的高成本，在争纷频繁、诉讼爆炸的年代，从成本-效益的角度衡量，必须启动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在行政系统内也建立加强行政监督、提供行政救济和解决行政争议的机制，可以比司法途径更为方面、迅速和经济，尤其是在由司法审查做最终保障的基础上，这种机制显得十分有效。西方各国都纷纷建立了相应的制度。（10参见应松年、袁曙宏主编：《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p288-294)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基本上是在借鉴西方类似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同时又受到我国传统上行政与司法合一制度下行政官员解决纠纷方式和以政策和“领导意志”为依据的行政方式的影响。这两种因素的相比较，实际上是法治与人治的区别。西方的类似制度虽然也是建立在行政系统内的，但却比较注重裁判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强调职能分离、程序保障，深刻关怀公正性的要求。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也有过关于行政裁判所是“行政的还是法律的”之论争，1957年弗兰克委员会的报告选择了裁判所是一种司法机构的观点，将行政裁判所视为司法体系的一种补充。（11参见韦德著、楚建译：《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版，p641)美国行政法上，行政裁决有正式程序和非正式程序，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应用，协调效率与公正的需要。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在面临“行政还是司法”的选择时，一方面不可忽视其效率性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不可偏废其公正性的根本要求。在传统法律文化和现实法制土壤的不利影响下，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行政还是司法”的选择还有与英国情况不同的中国特色。我国传统的“行政”与法治语境下的行政根本不可相提并论。当我们提及某种所谓“行政化”倾向时，往往缺乏平等、公平、公开、参与等法治意蕴，而我国当前的行政改革正需要诸如这些法治因素的血液。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事实，可谓我国法治进程中的一座光辉里程碑，在“民告官”成为可能之时，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开始重视政府法制工作，在内部建立法制机构以应对形势之需。1990年行政复议条例实施，行政复议制度也得以发展和完善。这期间的一个重大变化在于，一种公私届别、权利与权力对峙的观念开始生发，在公民与政府之间，公民个人可以作为一方独立的主体参与到一种与政府对峙的诉讼构造中，请求中立的公断人来对它们之间的争议做出裁断。尽管实际当中行政诉讼还有种种不如以的地方，但不可否认的事，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在进行。（12参见陈端洪：《对峙：行政诉讼的宪政意义》，《中外法学》1995年第4期）行政复议制度作为一种与行政诉讼相衔接的行政系统内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和行政监督、救济渠道，同样也应成为这场革命的训练场之一，它更需要的是权利与权力的对峙而不是一方乞讨性地申请救济而另一方高高在上给予恩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行政复议制度更应当倾向于司法而不是行政。建立相对独立的复议机构、建立公正透明的复议程序、增加复议的公正性等专家们所展望的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方向（13参见应松年、袁曙宏主编：《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p301-302），正表明了应当的选择。

原载北大法律信息网